《东方哲学（第8辑）》：
这当是我们理解百家之学的首要原则。司马迁又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则百家之学的根本关注点在于对“务为治”的诉求，这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境遇的兴灭继绝。这种救亡图存当是属于先秦礼乐政治范畴的，从这一意义看，可以说百家之学归根结底“无非政也”。自然，庄子思想也是秉持“务为治”的礼乐政治思想之一。太史公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那么，道家思想最终追求的也当然是无为而治的政道的抵达。其同时代的《淮南子·泛论训》中有云：“百川异源而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后来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言“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此皆可与太史公的说法相互发明，是为庄学作为道家学说仍是着眼并直指政治生活的佐证。甚至直至郭象以“独化”、“玄冥”释庄，也不曾讳言其“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的一面。至道教兴起，以道教释道家，佛家恣肆，以佛释庄之后，便多是言庄子之“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这里的“逍遥自然无为齐物”便是囿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脱政治之玄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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