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早期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为第一阶段;1917年11月至1921年7月为第二阶段。前者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则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早期,许多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学习、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积极主动地创办进步报刊媒介的行动,通过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播革命的思想理论,这些举动为后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做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据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了解中共新闻传播事业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留洋国外的学生或进步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学说零星片段地介绍到国内。比如,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吴贻谷翻译的英国人托马斯·柯卡普(Thomas Kirkup)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一书,该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马克思逝世16年后的1899年,在中国的《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人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一文,其中也提到了马克思。同时,该报组织翻译并分期登载了英国社会进化论者基尔特的《社会进化》一书中部分内容,简介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学说。《万国公报》刊登的《大同学》中有两段话道:当今“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客思也。”并提到了马克思的代表著——《资本论》,即“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①可见,《万国公报》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希望与曙光。
在列强欺凌、国体破败、专制肆虐、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救国强国的真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随着新式学堂的萌生和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中国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尤其是有一批怀着学习科学技术和救国救民追求的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他们中的有志之士梦想复制日本所走之路,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实现中华的复兴梦。当时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一定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此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在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启迪下,逐步成长起来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精英。中国早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大都从日本留学归来,可以说,日本是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学习、接触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中国兴起留日学习热潮的1900年12月6日,留日中国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刊物,主要编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在1901年1月该刊的第2期上,连续刊载了日本学者贺长雄《近世政治史》的第三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领导的“万国工人总会”(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及1869年以前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该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是“均富说”,即“麦克司(马克思)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后为政府不容,窜于伦敦。会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应为1864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日:‘万国工人总会’。”“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①通过《译书汇编》纸质传媒首次介绍以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促进了留日学生的思想升华。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中认为,“马客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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