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一号”，世之懿范
——《魏宏运先生八秩大寿纪念集》、
《魏宏运自订年谱》序
盖凡大学能彪炳于世而历久不衰者，必有悠远厚积之历史，必有淳朴诚信之学风，必有名被遐迩之教授。南开大学巍巍乎于国中垂九秩矣，追其肇创之际，即延请国内著名学者，而历史学科彼时所聘尤为国中学界之选。支撑大学之脊梁为教授。教授之道德文章则为学子之榜样，薪承火继，民族文化得以昌盛。大学水平为一国文化之标志，固非妄论。
魏宏运先生，南开大学博雅周赡、宅心仁厚之长者也，人人尊崇之，爱戴之。其为人也，宛若春风祥霭；其言说也，咸称大朴无华。莘莘学子，欣然而聆，肃然而敬。每天清晨或黄昏，于马蹄湖畔、芝琴楼前偕夫人散步，蜷曲疏发迎风轻拂，超然之致，清绝忘尘。人们尊此老为“南开一号”，非指其职位之高，实有故事在焉：一年南开分房，以学术地位、工作年限、职位高下诸条件反复比列推敲。前后三次分房之告文中，魏宏运先生皆名列第一，竟绝无争议者，群众皆拊掌称是。于是南开教授群谑封先生为“南开一号”并嘱我题匾，刻而赠之，悬诸堂中。静言思之，此中深情，盖非旧时之送匾额、标举眩世可与同年而语者。
博雅、和蔼而外，魏宏运以德劭年高之政治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前自十九岁即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之革命工作，临危不惧，艰苦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政领导，五十余年，夙兴夜寐，自有一副承受时代重负之铁肩。正所谓风高而节亮、道直以行正，为世之津梁，略无恚怨。“南开一号”四字，惟树学人懿范、立校风旌帜者当之。
魏宏运先生，临事秉公决断之大丈夫也。早在反右之时，恩师雷海宗先生为康生所嫉恨，定为极右，以魏先生之力，不可救之矣。然则彼时崇仰雷海宗者，南开大学历史系于各会议裂目而辩者何止百十。其尤者为杨志玖先生，敢于报刊为雷公鸣不平。其时国中反右旗鼓大张，魏先生则在其权力范围内，荫庇回护，谓“以中农出身之教授国中殊少”为由，获胜于议决，杨志玖先生遂逃此一劫。庚午、辛未、壬申三载，我以家事国事忧烦，蛰居巴黎。时魏先生赴法讲学，住于我乡间别墅，先生力劝我归棹。既归，众皆发寒蝉，独滕维藻校长并先生与历史系诸前辈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挚友刘泽华张宴以待。亦有好事者，至魏先生处，訾謷无状，遭魏先生怒斥而遁。先生之性固温文尔雅，时亦强犟坚韧，于时代风云际会处，“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先生大君子之风也。余以此感激，而竭尽全力于南开大学之工作，为祖国之繁荣奉其绵力，非魏先生不能使十翼如此也。
先生于余亦有深恩在。遥记魏先生三十三岁时，任系主任助理，时江丰读余文章，欲调我于中央美院就读。我谋诸好友李群超，李群超将此意转达于魏宏运先生，魏先生又商之郑天挺先生，郑老竟颔首而许之。此余生命之转折点也，苟无魏先生彼时鼎力助我，我将与画家绝缘，不会于中国画之领域做出应有之贡献。数月之间完成转学。不幸江丰被划为右派，从此暌隔三十年，及与江丰重见，我已年届五十，握手怆然，不胜唏嘘。
先生幼年失恃，父亲为耕而食、闲而学之清贫乡儒，为人忠厚，博览史典而精于书法，后又激于国难，英勇抗日，人品为乡曲所重。魏宏运先生以农家子刻苦自励，厥有大成，其间甘苦可知。先生由研究古代史起步，其处女作《民族英雄——史可法》即获郑天挺先生激赏。兹后魏先生专攻近现代史，著述等身，其所主编之《中国现代史》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先生文风素为史界所称颂，谓“资料翔实，系年清晰，去伪存真，字简事丰”。为史最忌以不实之史料，证先验之结论。先生极重实地调查，为研究八国联军侵华涂炭生灵之罪行，曾于大沽、北塘、张贵庄、大直沽等地深入探访，征之文献所载，将帝国主义凌辱中华民族之劣迹大白于天下。又如，当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之上世纪七十年代，史蠹笔贼蠢蠢出动，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先生秉笔痛斥，耿耿情怀，天日可表，为后之来者毋忘国耻树立榜样。魏先生自青年奔赴革命道路，半世纪来为祖国之尊严、时代之进步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于史乘，追陪《春秋》，笔削不假，为史界所景从。先生谙英语，国门既开，先生播芳海外，先后十数次出国讲学，欧美诸国名大学皆延教席以待，为祖国史学争得殊荣。
先生弟子类皆慎行明辨，成为卓有成就之史学新锐，获博士学位与教授职称者累百数。桃李满目，灼灼其辉。
先生八秩之庆，将有纪念专集、自订年谱，嘱余为序。余感先生扶掖呵护之深恩，临楮感慨，不能自已，谨以此奉上心香一瓣，恭祝先生永年，九秩犹顽健如少，百龄当不为上限，余其深祷！
甲申春范曾于南开西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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