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文化研究（第一辑）》：
所谓“选本偏向”就是选编者在选诗方面的一种综合考量，在选本中蕴含着作者的喜好与批评眼光。1933年，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一文中说：“选者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由此可见，一部选本往往能见出选编者的心意和偏向。放到闻一多的《唐诗大系》上来看，这部选本在选诗尺度和标准上就很是严格，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人的诗史观及今人的吸纳与借鉴问题。在这一点上，闻一多有着慎重的考虑，什么是唐人的诗史观，什么是今人的进化的诗史观，闻一多在他的文章《文学史的历史动向》中有所阐述。他努力要做的是对唐诗和唐史的打通与合观，从而给诗史互证留下一定的空间，努力让读者从唐人的诗中看出史的影子、心灵的影子。
以艺术标准取胜，压倒对诗歌的政治性解读。闻一多的新诗曾被卞之琳等人称为“技巧专家”，尽管闻氏自己不乐意，但这也从反方面告诉我们，在闻一多的诗学观念里，艺术标准是排在第一位的，他自己也说“没有艺术就不能叫诗。”在闻一多的那个时代，“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是取径完全不同的，闻一多走的是后者的路线，他要通过唐诗选本来体现和映射唐诗艺术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古诗与新诗的对照、互参问题。我们说闻一多是一个通人，主要侧重于说明他的创作不分今古，新旧皆擅，还更在于借古人创作的历史经验来给当时的新诗写作铺路、做旗、提供养分、指引方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和空气。”
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唐诗大系》的选本特色。
首先，该选本选诗人263家，诗作1393首，作家作品编次顺序不以时间来分（即四唐分段法），不以体裁分，而是以闻一多自己对唐人生卒年考证的具体研究成果为依据，既有时间序列上的唐人先后顺序，也有唐人当时交际圈子的集中亮相。这个选本对213位作家考订生卒年，给后人研究提供了许多参考。如朱自清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说道：“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可考者制成一幅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很明显的是，闻一多的这个唐诗选本对唐代诗人交游圈子与历史舞台的变更、场景转换、人物登场与退场都有一些良好的揭示。
其次，有意凸显唐人抒情诗的比重与偏向，关涉当时的时代丕变、诗风嬗变与审美风尚的转移情况。闻一多在多年的新创作中总结过一个经验，“诗该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其实还应该笼统地加上一个“抒情的美”。通观《唐诗大系》的选诗偏好，可以见出闻一多鲜明的选学主张，那就是对唐代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喜好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再次，有意突出作品的艺术标准与艺术倾向性，在艺术第一还是思想政治第一的拉锯战中，优先考虑前者。闻一多一贯以来凭借他“诗人的天分和明敏”，立足于唐诗的艺术成就来评选诗作，选杜甫诗99首，王维诗50首，李白诗49首，三者选诗最多。其次就是选白居易诗34首，李商隐诗24首，然后是陈子昂16首，王昌龄17首，韩愈22首，刘禹锡22首，曹唐22首。这样的数据分布有一定的合理性，能见出唐人诗歌创作艺术水准的线性差异，也能看到闻一多尽量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别出新意，给二三流的诗人以亮相和展示的机会，肯定二三流作家的艺术才华，如晚唐诗人曹唐的作品，大小《游仙诗》的大量流传即是一个明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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