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欠侯老板的五千元，已归还了三千元。看来再演一两年，这笔借款完全可以还清。可没想到，背后竟有人打起了我的主意。当时我二十多岁，一些日本翻译官和狗腿子借拉壮丁之名，就找上门来。
我明白，拉去的壮丁不是到煤矿去挖煤累死，就是送到兵营里当炮灰。我所在剧团有三位青年演员是他们瞄准的对象：一是我，二是一位武生演员周少楼，三是白玉昆的儿子白世英。我和周少楼都是高工资，白世英的父亲包银也是很可观的。所以他们想要在我们身上榨出油水。一次，他们拿着手枪、手铐找上门来，非要带走我们三人。白玉昆出面央求半天，最后我们每人交了一千元，他们这才离开，总算能让我们继续登台唱戏。
哪知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又来了另一帮人，说这次抽的壮丁和上次不同，是去长白山兵营当兵，点名要我们三个青年演员去，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赶快托人说和，把这帮人请到饭馆大吃了一顿，他们还不满足，又逼我们每个人交出了两千块。我和母亲欲哭无泪，一个多月花了三千元，等于半年白干啊。可那帮恶棍敲竹杠的胃口越来越大，没几天再次找到我们……
终日提心吊胆，我们一商量实在没办法，只能“走”为上策。不想那几个恶棍又赶到我们逃离之前跑来抓人，我母亲见状只得央求宽限三天，去借钱送给他们。把那些恶棍打发走以后，丁子华建议我们把行头服装都带走，盔头留下，以免被人发现是演员，几只箱子，由他负责装运，若有人查问，我就说是学画的。当时我们母子俩不知该怎样感激这位好心人。
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大哥就上了南下的火车。我拎着一只装有纸、笔、砚、墨、颜料的手提箱顺利上了车。哪知到了山海关换车时，日本鬼子拉着大狼狗在旅客中间搜查，强行打开每只箱子，查看有没有反日的物品。其中有几个中国人受到怀疑，被吊起来鞭打，嚎叫声、鞭打声、呻吟声，一片恐怖景象。我们装得十分沉着镇静，可是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当查到了我的四只戏箱时，箱子里面除了戏服还有从哈尔滨买来的皮货和大衣等。鬼子嚎叫起来问箱子是谁的？我们吓坏了，不敢承认，如果承认了，就休想离开。一个狗腿子突然将龙袍穿在身上，在月台上学着走起了台步，日本鬼子看了哈哈大笑。他们见在四只大箱子中查不到禁物，就把东西扣留在了山海关车站。
当日本鬼子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时，我说画画的，并边说边打开了那只手提箱。日本人一看里面全是画具，又看我文质彬彬的，大哥也长得很文静不像当兵的就都放行了。
折腾了五个多小时，一家三人如释重负，急急上了南下的火车。那时候出山海关如同“出境”一般，我带的行头被日本鬼子扣留了，我的身份证是天津所在地，也不敢去领，就这样又造成了我的很大损失。进上海忧喜参半
回到天津，三哥告诉我梁一鸣已经去了上海共舞台，并担任了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他对我评价很高。上海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得知后，就委托梁一鸣写信邀请我到沪演出。送信的人讲明每月连大哥拉琴、大妹妹紫萍在内，包银中央币三千六百元，合储备券七千二百元。而且演出合同一签就是两个月。
大家正忙着购买南下的船票时，北京突然传来噩耗，我父亲去世了。大家又忙着回北京办理丧事。伶界名人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等都亲来延寿寺家中吊唁。三天吊丧期过了以后，我二哥宋遇春催我启程，北京这里他来处理后事。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就向上海进发了，时间是1941年的春天。
到上海以后，天蟾舞台派了十多人来迎接，来人见我身着一件蓝布长衫，脸上胡子也没刮，腰上还系着一根孝带。再看也没什么箱笼和戏箱，他们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淡，把我们安排在了一家很小的旅馆居住。不但对我们既没有按惯例设宴接风，而且一连几天也无人理睬。
……
展开
——戏剧评论家剧作家张永和
★宋宝罗先生是文艺界的一道奇观。现在一提起宋宝罗，多数人的反应是“画大公鸡的”，而对他的皮黄艺术本身的造诣知之甚少。把宋宝罗先生一生的事迹和经验整理总结出来非常有必要，因此今天刘连伦、王军为宋T罗先牛编著传记，我举双手拥护。努力拂去历史的蒙尘，留下信史。我认为此事功德无量。
——戏剧研究家剧作家翁思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