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谷风先生是博物馆界的前辈。他博闻强记，熟稔文史掌故，又擅长叙事，堪称绘声绘影。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讲故事、听故事一直是其核心所在。故事和历史——尤其是口述历史——互相交织，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有人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每一代人对历史的重新叙述。我和石老认识是在1986年4月，同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黄宾虹研究会成立大会。记得在参观宾翁的故居―石驸马后宅35号时，石老作导游，边走边讲，一口京片子，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了感情，仿佛他跟随宾翁学艺的那些往事，一幕幕又活现于众人眼前。在研究会以后的集会上，又几度和石老相逢，接着听他谈宾翁，如沐春风，着实是一种享受。研究会两本论文集《墨海青山》和《墨海烟云》中，他的文章故事性强，娓娓道来，具体入微，给人很深的印象。一晃20多年过去。前些天，鲍义来先生寄来所撰《石谷风口述历史》稿，又将往事勾起。鲍先生在《安徽日报》工作多年，记录整理口述历史，与他从事新闻工作，作为“历史长编”，可谓异曲同工。我由于职业的关系，考据成癖，其实一样以历史为旨归。书稿中涉及宾翁的故事居多，有的听他说过，有的则第一次知道，温故知新，都饶有趣味。我由此想到几件和古玩市场有关的宾翁逸事，记述在此，可显示石老致力文物研究的师承源流。一是1992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石老收藏的《晋魏隋唐残墨》，事由可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41年。遵照宾翁的建议，石老以1500余块大洋收购了歙县古玩商方子才手中存有的所有敦煌写经卷，故保存了这份很有价值的文物。《晋魏隋唐残墨》又经启功先生进一步分期断代注释并题端书跋，谢稚柳、杨仁恺、唐云先生分别题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者的关注。这和宾翁在北平期间与国内友人的一部分交往活动，性质相同。如在1948年5月宾翁致陆丹林信：“友人张谷雏（即张虹）君来此，竟日与敝寓接待书画版本诸估，常以数十人，收购晋魏六朝唐宋敦煌发现名迹不少。”除了和叶恭绰等为之题跋，还在给友朋的书信中广为介绍，扩大其影响。又如他致张虹信：“如尊有之晋索?写《道德经》能印行数行，有款年月可证者，虽不全篇，均所快睹。能全印更为珍璧。”张虹1963年由香港弘道艺术院出版了《敦煌图像徵考录》。索?书《道德经》后为美国一收藏家购得，现藏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继续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二是宾翁积极赞同老友王献唐先生1934年在济南举办“假字画展览”一事，“并建议北平古物陈列所钱桐所长，把宝蕴楼书画藏品中的伪品选出展览，只是钱所长恐有损宫廷藏画名声而未果。”这说明宾翁对书画鉴定学实事求是的态度。石老说，“此后也未听说再有类似这样的展览”，这倒是可以商榷的。英国大英博物馆1990年举办过《赝鼎——骗人的艺术》（同时有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的图录），其中收录来自中国的赝鼎。稍后，刘九庵先生主持了故宫博物院所藏假字画展，同时有紫禁城出版社刊行的《中?历代书画鉴别图录》（1999年），显示这一课题在当今国内外文物界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三是1997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石老汇编的《徽州容像艺术》，这一努力也可回溯到1914年宾翁的实践，见于他为拉托维亚古玩商史德匿（E.A.Strehlneek）编《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所撰的条目，可谓渊源有自。在著录明无款《贵妇真容》绢轴和《明宦遗像》绢轴时，他特别提到：“真容，华人俗称大寿。恒于生前绘就，但俗例每于人殁后，始呼画工来，先绘其貌，徐补服饰。丧次，悬像柩前，为死者魂灵所凭，故家人力求其肖，恒督令画工再三修饰。殡葬之时，置近棺椁。礼毕，晋之家庙，或悬诸宗祠。家庭之中，惟新年六日中悬供堂上，以奉祭祀。”这正是宾翁熟悉的徽州民俗，但“大抵中华藏家敬畏神明，相戒不敢收贮云。”和这一民俗不同，肖像画在欧美收藏界地位甚高，所以在华的外国古玩商，大量收集。在此情形下，宾翁从国际市场的需求，看到了保存容像的紧迫性。石老在宾翁的故乡，代安徽省博物馆征集民间容像，得其心传。据石老口述：“最为珍贵的是还征集到由丁皋撰写的《传真心领》手抄本一册。……书中对容像创作的步骤方式都有详尽的描述，并且附有图示49帧，是研究前代容像技法的难得史料。”这都帮助说明安徽地区重视容像制作的技术传统。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其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历史的线索，启发读者去做核查，避免神话的滋生。虽然人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但整理口述历史，既存萍踪浪影，又添乡邦文献，是十分珍贵的。我想，这部《石谷风口述历史》开了一个好头，会激励读书界更加重视讲故事的不朽传统。在我生活的华盛顿州塔可玛市的滨海公园里，有一阵挂了不少五颜六色的宣传标志，上面写着：“你的故事，我们的历史”。现在读《石谷风口述历史》，体会到的便是相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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