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成立于1992年，主要职能为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问题，包括当代农业史专题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史研究、当代“三农”史料征集、农史研究成果管理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先后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农民集体合作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努力探索的结果，其中不乏争鸣与曲折。本书收录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访谈以及专题研究文章，以期从多个层面和领域呈现“三农”改革发展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霍泛访谈录（节选）

卢文  刘新 

问：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西首先提出“动摇私有制”，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霍泛：山西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结束得早一些，在1947年就基本上结束土改了，如太行等地区，1948年土改复查是“左”的。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在山西没占有多少地盘，基本上是老解放区，因而较早开始土改，到1948年土改结束。1943年就提出组织农业互助组。记得1943年秋，我在黎城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开始提倡建立互助组。1950、1951年，山西省委发现不少互助组解体，农民不愿意搞互助。基本原因是，农村已经中农化，中农已占农村户口的70％左右。他们一般都有生产工具，自己有能力有办法耕种，不愿搞互助。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说互助组解体，根子在私有制。这就需要搞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成立以土地入股、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称为初级社）。这样，第一，可以避免互助组解体和发展资本主义；第二，从土地八股最后过渡到完全取消土地报酬，便进入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认为不先动摇私有制是进不了社会主义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动摇私有制的。以后，就开始在长治地区试验，一共有十个农业合作社搞试验。

山西省委把这个看法和试点报告给华北局。当时，华北局的书记是薄一波，主持工作的是刘澜涛。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动摇私有制和全国政协的《共同纲领》规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有资本主义经济不相符合。华北局批评了山西提的动摇私有制的意见。后来华北局觉得两种不同意见到底谁对，在理论上没有把握，便把不同意见反映给刘少奇同志。那时，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农村组组长。刘少奇基本同意华北局的意见。他认为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并不可怕，私有制存在还是允许的，现在就提出动摇私有，搞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是不可以的。还认为，搞集体农业合作，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工业化，工业能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及其他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现在还没有这些条件，因而，现在就提出搞农业合作社是不可以的，是错误的，是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不同意山西搞农业合作社。

后来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召开了有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伯达、廖鲁言等人参加的会议（山西未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事后总理的秘书李琪同志告诉我的。主席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认为：私有基础就是要动摇的，不动摇怎能达到社会主义？保护私有正是为了动摇私有。主席还指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没有使用蒸汽机以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主要靠分工协作就把生产力提高了许多。农业生产合作，同样会形成新的生产力，提高生产。争论最后以主席的意见统一起来，肯定了山西的意见和做法。这是农业合作问题，党内高层的第一次争论。

问：50年代前期农业合作化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霍泛：在1951年11月份，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肯定要搞互助合作。在这个会议上准备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叫陈伯达做准备和起草。为此陈伯达一方面叫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给他提供材料，那时我就紧张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准备召开一个吸收各有关方面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发展互助合作（主要是合作社）的不同意见。开座谈会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让陈伯达召开这个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特别交代陈伯达这个座谈会一定要吸收赵树理参加。主席认为他最懂农村和农民，要听取赵树理的意见，看他对组织互助合作怎样看。那天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农业部去了几个人，都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去了几个人；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也有一部分人参加。座谈会一开始，陈伯达简单讲了开会的目的，说主要是听取大家意见，看看对组织互助合作大家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问有没有困难？农民赞成不赞成？他讲了以后，就先指定赵树理发言，说：“赵树理同志，你是农民作家，你懂农民，你对成立合作社有什么意见，反映怎么样？”赵树理就说：“农民愿意单干，不愿意参加合作社。”他这么一说，陈伯达恼火了，马上就批评他：“你这是右派言论。”这一句话说得赵树理不说话了，也就没有再讲农民愿意单干的理由，这样开始以后，大家发言很少，会议开得不成功。这个会议没有山西的同志参加。会后，陈伯达向主席汇报，汇报什么内容我就不知道了。有一点是他把赵树理的发言给主席讲了，说赵树理不赞成搞合作社，说农民愿意单干。主席一听想了想，说：“看来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两种积极性究竟哪一种占主导地位，主席没有明确说。此后，陈伯达就着手起草会议决议。大概是9月间深秋，开互助合作会议之前，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到了北京，我去看了他，我们原来都是太行山的，他是我的老领导。他告诉我，陈伯达准备找他谈话，看来也是为起草决议征求意见，所以特意找他，因为他是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发起人。至于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开得怎么样，我没有参加，都是省、市、自治区里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修改后，中共中央在12月间将这个文件发给各级党委试行，下边就开始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

前 言  / 1

理论篇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  / 002

邓小平“三农”理论与农村改革  / 019

张闻天与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决策始末  / 0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重构历程及特点分析  / 04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发展  / 067

农村改革先行的意义  / 083

访谈篇

中共领导人与延安大生产运动  / 092

王震与石河子军垦事业  / 101

邓子恢与包产到户  / 116

万里与农村改革在安徽的兴起  / 131

“三农”问题专家王观澜与毛泽东

  ——徐明清访谈录  / 140

1942年陕北农村问题调查

  ——于光远回忆  / 164

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霍泛访谈录  / 170

周恩来两访河北沙石峪

  ——王振扬访谈录  / 186

回忆篇

杜润生：50年代初我与毛主席的几次会面  / 204

张根生：我所亲历的广东土地改革  / 219

朱丕荣：我在农业部工作的回忆  / 228

黄佩民：我所亲历的农业学苏联  /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