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论丛》：
在今、古文经学派固执于自己的阵地而又严守师法、家法的情况下，造成了一经有数家、一家有数说，甚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混乱局面，经学日益流于烦琐、教条、支离破碎之弊，而且臆测经义，谬误百出，使后学顾此失彼，茫然不知所以。当时有个叫秦近君的《尚书》大师，解释《尧典》篇题，就洋洋洒洒用了10多万字；解释《尧典》篇首“日若稽古”4字，用了3万字。学者们为了利禄，只有皓首穷经。
郑玄治经却不为利禄，而以经学为一门学问，乐于从事，孜孜不倦。他平生所学，不专守于一师之说，不专尊一派之书，而是兼今、古文经，博学多师。他始从第五元先习《京氏易》《公羊春秋》，属于今文经学派；又从张恭祖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又属古文经学派；终又在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门下受业数年，立足于古文经学派。但他并不沉迷于古文经，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今、古文经，做到兼容今、古文经。今文经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虽已衰微，但必有可取之处；古文经学于东汉末年异军突起，定有优点，但也不能固执己见。郑玄对今、古文经都有精深的研究，谙熟其治学方法、经说等各方面的长短优劣，所以有清醒的认识，始终抱正确的态度，认为丢弃今文经，单独弘扬古文经，是学术上的不公，亦难成通才大家，只有把今、古文经二学融为一体，尽取其极致，铸成一家之言，才能使经学从死胡同走出一条新路来。
郑玄遍注群经时，不守师法、家法，以古文经为主，兼取今文经之长，参合其意，择善从之，融汇百家，无所不包，又断以己意，自成体系，人称之为“郑学”。当时久为繁杂的师法、家法所苦的儒生、学者们，对郑注皆闻而悦之，翕然归之。他们为其博大宏通所震撼，遂崇尚之，大批经生属意于郑氏经注，不复更求各家。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
自郑玄所注诸经行世，此前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再为人们所遵信，并逐渐被摒弃、淘汰。于是，郑注古文《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的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遂废止；郑注《古文尚书》流行，而今文的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郑笺《毛诗故训传》流行，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即不显；郑注“三礼”流行，大、小戴和庆氏《礼》遂不行；郑注《论语》流行，齐、鲁《论语》终散佚。一时之间，郑玄的经说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经生皆从郑氏，经学成了郑玄的一统天下，“郑学”几乎成了经学的代名词了，于是出现了一个经学“小统一时代”。创立郑学，统一经学，是郑玄在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它不是靠官方的政治权力来统一经学，而是以自身高超的学术水平来赢得天下学者的归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郑学的出现，使经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今、古文经融合为一，从而结束了两汉以来今、古文经学长期纷争的局面，而归于统一，郑学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汉魏之际，郑玄弟子遍布各地，郑学风靡天下。曹魏之时，论讲用郑玄经注，魏帝曹髦亦主郑学；蜀汉皇帝刘备为徐州牧时，亦曾以师礼待郑玄；时魏之王基、孙炎、马昭、张融，蜀之许慈、姜维，吴之薛综、徐整，皆治郑学，宗郑学，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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