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先生秉持文学即是人学、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仍将是植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深层、富于进取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主张创作活动须能动地参与到民族性格、时代精神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建设中去，勇敢地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凡此种种，对当代的创作和批评而言无疑是积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
本书收入论文及对话21篇，多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尚有一两篇论文的写作年代甚至更早，大致可视为作者的一部改革之初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论集。《中国山水画探源》《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两篇的写作年代较早，旨在深入思索传统诗学“修辞立其诚”及“发愤抒情”等文学观所包含的德性化人格和动力论的美学意蕴，寻绎我国山水绘画及诗文不重写实、以意为主等观念的流变与递嬗。《屈子何由泽畔来？》由屈赋较切近的层次追溯中原文化与楚地巫风的差异，再深入一层开掘至潜在的理性结构与感性动力的冲突。《文学与启蒙》的缘起是与诗人北岛的一次对话，论及文学本体植根于人类个性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流派众多、异彩纷呈的局面，作者亦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参与其中。
屈子何由泽畔来？
——读《骚》随笔
1985年5月，笔者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批评一种对于“爱国主义”的误解。作为例证，简略提到，今天有些人把屈原的自沉不去，作为现代人“爱国主义”的榜样，这种做法不但误解了屈原，也混淆了祖国和政权两个不同的概念。限于篇幅，未能详谈。许多人对此仍有疑问。屈原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得了的，这里再说几句，作为对上述疑问的回答。
从历史上来看，即使在正统的儒生中间，对于屈原的自沉不去也有不同意见。从汉初的贾谊、扬雄，一直到清代的许多学者，看法都不一致。少数持批判态度，多数则竭力赞扬。赞扬者认为：“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批判者认为：“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第一种意见以宋代丹阳人洪兴祖为代表，语见其《楚辞补注》。第二种意见以李贽为代表，语见其《焚书》卷五。两种意见之外，还有更多意见：或者说他应高蹈远引；或者说他应龙蛇深藏；或者说他应择主而事；或者说他既如此死谏，应随楚怀王入秦，学蔺相如血溅秦王；还有批评他呜咽悲泣“近于妇人”者；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弄臣；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同性恋，闲言碎语，兹不具录。
这两种意见，都是说忠君问题，不是说爱国问题。而我所强调的，则是忠君不等于爱国。
如果说在奴隶国家和封建国家，以宗法关系为中介，忠君和爱国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么现在强调这个联系，也就是混淆了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宗法制封建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界限，所以是不适当的。至于祖国，则是一个更根本的概念，它主要是同故乡、父老、传统文化等等相联系，而不是同某一历史的暂时的国家政权相联系，更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
屈原是否忠君爱国？是否值得后人模仿？所有这一切都是别人的说法。至于屈原本人，他未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也未必望楚怀如尧舜三王。局外人处境、体验都不同，对于当事人的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说来虽头头是道，却未可据以推断屈原的真意。历史真实本来就是难以把握的东西，某个人的真意更未可轻论。好在屈原有他的作品在。作品，这是思想与情感的化石，联系到它所出土的地层，即当时宏观的历史社会背景，我们也许有可能找到某种了解屈原的途径。
从作品看，屈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如果追溯这些矛盾的根源，在较为切近的层次上可以追溯到北方的华夏文化与南方的楚文化的差异，在更深的层次上可以追溯到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冲突。
屈子何由泽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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