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文化真相
金庸的黄昏恋
金大侠加入作协了，文坛骚然。人们像突然发现了一场黄昏恋，开始为这貌似悬殊的婚姻担忧起来。
其实这本没什么稀奇的，金老以武侠起家，哪个主角到头来不都归属名门望派。有个令狐冲自由散漫，被逐出华山派师门，立刻就做了恒山派掌门，有段时间实在无法在正派立足，便归了日月神教，成了三教九流的盟主。一天也没闲着。就连杨过这样的孤儿，不也拜了古墓派小龙女为师，而且演绎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吗？至于郭靖、萧峰更是离不开丐帮。最不济的韦小宝，天天混吃混喝，最后还是弃暗投明做了天地会的香主，俨然一个卧底。
凭啥只让小说主角放火，不让小说¨乍者点灯？这么些年来，金庸老先生一直在寻找回归正统的路，从十多年前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到荣获大紫荆勋章，再到八十。高龄攻读剑桥博士，一直想从过去的神坛走下来，食点人间烟火。不能算错。错就错在我们原都把金老当成了神，一直以为他视功名如粪土、金钱如草芥。
笔者有幸几次和金老见过面，陪他老人家吃过饭，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和老爷子交换过书，感觉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头，虽然感觉和当年夜读金文时的想像有大不同，但一个陌生的神和一个熟悉的人比起来，我还是喜欢这个人。
很多人都在计算金老和作协之间，究竟是谁先向对方抛了媚眼，究竟是谁占了便宜，各执一端的人们，都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论点增加论据，但都忘了一点，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而不会是另一个人。
当然，换句话说，如果我是金大侠，我肯定不会加入作协。不但不加入这个协会，连所有的协会都不参加。以此证明我是牛人。
正因为如此，我不是金大侠，我做不成金大侠。我们都做不成金大侠。
依我对金大侠作浅薄地推断的逻辑，再来揣测一下中国作协，也挺有意思。
有很多人愤然指出，作协中有宋祖德和郭敬明之类，言下之意，金老一不小心掉进的作协是个泥潭。实际上中国作协是一个组织，只要是一个组织，就要发展会员，天经地义。发展的会员中当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男有女，有丑有俊，但不能因为组织内成色有异，就认为组织不纯洁了。过去我们一直是以“纯洁”来衡量组织的，因此我们习惯于一个组织只讲一种语言，一个组织只做一个动作，一个组织只有一种思维，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那样，最后只有一头叫“拿破仑同志”的猪是正确的。那种纯洁的组织现在看来，倒是怪异的。
有次和同伴在街上走路，看见对面走过一对男女，女人脸部扭曲，五官几乎挪位，而亲热地挽着她的男子是个标准的帅哥，同伴对我说，那个女的太可怕了，怎么偏偏就钓上个俊男？我看了一眼，确实有点不太协调，但我对同伴说，你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之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他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别人看的。正如一把锁和一把钥匙，不是摆设，是为了开启的。
所以金庸尽可以选择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也尽可以选择金庸，只要没有谁逼着谁就好。更何况这跟婚姻一样，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离婚。童话大王郑渊洁不正闹着退出北京作协吗？
进进退退，退退进进，有进有退，有退有进。作协还是一潭活水。假如哪天彻底进不去，或者进去退不出来，那才不好玩呢。
拒绝戴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
我做“星期五”
前日去“尚书吧”，见到吧里著名的“店小二”扫红，刚坐下，她走过来劈头问一句，你来啦，今天是星期五吗？我一愣，然后与她一起笑。
扫红之所以把我和星期五这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主要是缘于我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要在中心书城主持一档“深圳晚八点”的文学对话，和深圳内内外外的作家们对话。所谓对话，其实也就是聊天，相当于扯闲谈，当然都是围绕文学扯开来。
而每次“晚八点”之前，又往往陪着作家们逛逛书城，逛着逛着，就到了24小时书店，累了就到尚书吧坐下来喝茶。以至于我的生物钟和星期五对上节律了。
想想这段周五时光，确实挺开心，每周都和一位作家对谈，仿佛古人等待远方友人来访。我想，在这个忙忙碌碌的城市，如此闲淡却频繁地会友，好像除我以外，怕也不多。
作家中有些熟识多年，有些神交已久，有些素未谋面，但基本上都是一见如故，三两句话就对上“暗号”。
星期五的对话虽然不热闹，但也不冷清，恰好是文学应有的氛围。我和作家坐于茶几两侧，对面还有一两百文学爱好者，足矣。大家谈论写作、阅读、生活，反正是始终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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