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孀林洙：后来读懂的梁思成
朋友常对她说：“你好命苦。”作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她显然错过了梁公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她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被要求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但她心甘情愿陪着那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孤独老人。2013年，她已是85岁的老人了，但仍不遗余力地推介着自己丈夫的学术思想，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光芒，而她自己则始终活在光芒之外。她是他的“洙”，他的“眉爱”，她所有的不遗余力，也不过都是因为爱。
文/罗屿
林洙从来没有想过，那么温和体贴的丈夫，会如此严肃地和自己讲话。“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到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还是相信组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
听着梁思成说完这些，又委屈又冤枉的林洙大哭一场。
那是1963年，她和比自己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不过一年。由于年龄、学识上的差距，外界对梁思成续弦非议颇多。资料员的身份、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林洙的主要理由，也有人揣度她的“野心”——取代林徽因，做建筑界第一夫人。而在那段日子，梁思成一直宽慰鼓励林洙，他承担了所有的责难与诟病。
好不容易“挨到”婚姻议论渐渐平息，林洙却在“双反运动”中，不明不白地卷入让她更加难堪的“贪污事件”，因而也就有了梁思成与妻子的严肃谈话。
梁思成越严肃，林洙就越委屈，但几十年后向记者再度忆起往事，林洙说，丈夫当初的态度也让她感到了踏实：“他说，即便我犯错，只要承认，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更何况，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贪污。”
在那次严肃的谈话后，梁思成选择相信妻子。“他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林洙说，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猜测、耻笑梁思成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他却能泰然处之，没有冷落自己，反而对自己更关心、更爱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向我伸出了最温暖的手。当时我就想，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2013年8月的一个午后，清华大学西南小区，林洙向记者缓缓诉说着过往岁月。采访所在的单元房，据说是几年前学校租给她的，被她当做会客室。房间茶几上、书柜里几乎都是和建筑、和梁思成有关的书籍。林洙大部分时间则和儿子一家挤在对面楼里属于他们的住房，唯有当客人来时，她才缓步移至此处。
80多岁的林洙走路很慢，用钥匙开会客室门时，也花了一点儿时间。但她谈起梁思成，谈起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却异常清晰。
或许，传播丈夫的思想与精神，是林洙的快乐所在。梁思成1972年去世时，林洙只有44岁，但她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反倒是在丈夫去世后一年，她开始全力以赴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他的书籍，一做就是40几年。
2013年春，林洙的最新作品《心灵之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筑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虽然，那时的梁思成已年过六旬，但对妻子仍充满激情与真诚。他的细腻与温柔，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可爱，全部跃然纸上。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梁思成带给林洙的幸福，即便是外人，也能从他们婚后一封封往来信件中略感一二。考察鉴真纪念堂地址时，梁思成在信中告诉他的“眉爱”（“眉”为林洙小名），“一到扬州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发电报。”
在布拉格考察时，梁思成向妻子“汇报”：“使馆大厅门口有一个相当准确的磅秤，来此第二天，午饭后，我的体重（连衣、鞋）是42。25公斤，昨天已长到43。3公斤了。即此一个现象，就可以告慰。”当林洙1966年赴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后，梁思成写信嘱咐她，“关于收音机如何使用”：“收音机内有一根小小的天线，收听时要尽可能使它与播出的电波的方向平行……开了之后，将收音机转来转去，转到声音最小，差不多听不见时，再转90度，就听得最清楚……”
在新疆考察时，梁思成担心妻子在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冷得很”，特别买了一件薄皮毛背心给她。“因为大了一些，已将你的白布褂为准，请姥姥（林洙母亲）改一下，改好就托司机带去。”就是这件皮毛背心，梁思成在此后的信中又几次提道：“既然有虱子问题，那就给你缝上里子。”“说到那背心，送来后我又看到它的两个口袋开得太低，在腰部，而且很浅；若放进东西，一弯腰就可能‘倒’出来。忽然想到可以加一块布把它加深，所以又让孩子拿了回去加工。”
梁思成的细致让林洙觉得贴心，但“深究”起原因，老人却说：“因为当年林徽因身体非常不好，思成要从各个方面照顾她。”“每天定时为她注射各种药液，为使她坐得舒服些，他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
无论林洙愿意与否，林徽因都是她无法绕开的名字。
1948年，20岁的林洙第一次见到了林徽因。那年，她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亲自辅导起林洙英语。
“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她对记者说，“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因为爱，所以爱。
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林洙还记得，1963年春天，她已和梁思成结婚。一日中午，她等丈夫回来吃午饭，但直到下午1时才见他捧着一盆仙客来进门。饭后，梁思成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林洙一时语塞，她甚至自责。“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很快，林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力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或刻意避谈林徽因。一切，都自然而言。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普普通通。1959年，林徽因去世已有4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说她听，而与梁思成聊天，则是她说梁思成静静听。“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可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林洙甚至对梁思成讲了她的婚姻、她恋
爱的烦恼。“他能让你走到他的心里，他也能走到你的心里。这样的人，他是我唯一遇到的。”
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一样，帮梁思成回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求爱信”，她自顾自地写道：“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而梁思成看后，则假装板起脸，说道：“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在这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从“量变”到了“质变”。终有一日，梁思成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信末署名“心神不定的成”。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生活在一起，做一对平常夫妻。晚年的林洙回忆往昔时，仍觉得“只要抛开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这是我过去从没有体会过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可以那么快乐。”“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到的。”在林洙眼里，梁思成给她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思成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他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比如，梁思成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林洙，自己的“官衔”——“瘦协”“废协”副主席。瘦协，是瘦人协会；废协，是废话协会。另外，他还告诉妻子，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指牙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往往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