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举正，比利时（荷兰语）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兼任台大哲学系系主任。198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1983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院攻读哲学，获得哲学学士(1984)、哲学硕士(1988)以及哲学博士(1995)学位。常往返于两岸高校间参与演讲及学术会议，并任中欧商学院客座教授。
　　担任多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台湾考试院文官学院负责“经典研析”课程的讲师，负责公务员哲学素养的训练。另外，最主要的社会服务工作，是利用媒体（包含电视与杂志）、演讲与撰文的方式，推广哲学教育，提升社会素质。最在意的问题，是哲学教育的活用，并希望透过各种普及哲学的方式，让大众发现哲学的重要性，体认哲学思想的价值。

　　《哲学六讲》以希腊哲学之发展为主，并辅以哲学对人生意义之说明。希腊哲学是西洋哲学的骨干，呈现西方人思维的核心理念，不但足以解释今日西方世界，甚至可以说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本书以希腊哲学为主干，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五讲。既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与相同的部分。也会揉合日常经验作说明，并不时地以整体的角度回头看希腊哲学在今日哲学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对我意义非凡。我是台湾生长的纯山东人，从小活在父母思乡的情绪中，吃的是面食，听的是乡音，看的多是同乡。他们时空错置的情境，影响了我，让我也莫名其妙地在“大陆物博”与“宝岛巧美”之间摆荡。近几年，父母走了，两岸关系解冻，我经常有机会在大陆开会、讲学、上课。每次在各地发言前，我都不忘提到我是山东人，也尝试着用乡音问问，有没有老乡在场。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经意的策略，一方面想拉拉关系，另一方面想过过回乡的瘾。整体而言，我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家乡好像有种魔力，拉近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不说，乡音还让我立马与大家打成一片。我走了大江南北，去了许多大学，也拜访了各式机构，注意大陆的学生对于我说哲学的方式，颇有兴趣。他们总是喜爱发问，经常不以哲学内容为限，反倒在问东问西时，最能出现台上台下结合一片的效果。
　　国内发展很快，经济条件的改善，让人普遍注意到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我目睹这股趋势，总基于情感，想想自己能做什么，能带些什么比较系统性的东西，能拿出什么参与这股潮流。我想，既然我是学西方哲学的，那么可以写出对哲学的看法，供人们参考。同时，我也注意到，确实人们也逐渐对于理解中西的差别产生兴趣。我想加把劲，将这股学习风气，吹向西方哲学。
　　其实不用我做广告，人们对于西方哲学的重视，已逐渐蔚为风潮。许多人对于理解一切西方理论的胃口之大，几乎可以用“饥不择食”来形容。这个风气可以用“补学”称之，其实指的是把该学习而未有机会学习的知识补上。该学未学的理由当然很多，但现在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而是把握今朝，立志向学。
　　我个人认为，在“补学”的过程中，学习哲学为最佳途径之一。原因有三。第一，哲学最为根本，是一切思想的精华。若是能够掌握哲学的要领，则必能发挥思想的功能，让所有的人能因哲学而得到一个理解事物的架构。
　　第二，哲学包含最广。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活动，其中必然包含人类的共通与差异。人类的共通性，可以帮助我们追求普遍、客观以及理性的知识。而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让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多元、包容与互助。
　　第三，哲学最为深入。所有的经验、判断与决策都不免牵涉到哲学体系的应用。尤其重要的是，在应用这些体系时，哲学的训练让当事人产生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以不断论证的方式，追求思想深化的可能。
　　虽然哲学如此之根本、宽广与深刻，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获得哲学知识的过程，往往因为文化、语言、国情甚至思维的隔阂，让人望之却步，甚至不明其理，囫囵吞枣。有鉴于此，基于长年教授西方哲学史的经验与心得，将课程内容转换为《哲学六讲》。我的目的，只有一项，就是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将西方哲学的起源、发展与精神，呈现在国人面前。我很清楚，西方哲学不是一门容易的学问，但更明白，在“补学”的风潮中，一本人人都能够看得懂的哲学书，是整个风潮不可或缺的一块。
　　这本书能够完成，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映入我脑海中的，是我多年在台湾大学开授“西方哲学史”时的殷殷学子们。在我写书的过程中，他们的表情经常浮现在我心中，有时疑惑，有时兴奋，有时茫然，有时大笑的脸庞，记录着我上课的真实感觉。我一直冀望能够让本书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流露出相同的表情，而这就是我出版本书的最大目的。
　　2014年春，苑举正自序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系馆
　　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我们今天认识的苏格拉底，绝大多数的印象、思想、个性、传奇，都来自他的学生，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记载。柏拉图对待老师的方式很特殊，就是在类似剧本的《对话录》著作中，经常以苏格拉底作为与其他人对话的主角。对话的题材很广泛，场景却很逼真，人物也都记载得很详实。这些优点，使得对话的内容，不但增加了可信度，还因为对话人说话时，一来一往的辩论特质，使得许多相关于德行、正义、伦理、道德、国家、法律的讨论，不但成为读者的思考对象，甚至引发读者参与对话的想法。
　　学生对于老师言行所做的纪录，原先在哲学史中不可能具有今天这种“超级”地位，但在柏拉图睿智与巧妙的安排下，突显苏格拉底所创造的三种独特情况，使得苏格拉底脱颖而出，成为西方哲学导师。首先，他是实际应用对话方式传递哲学思想的第一人。其次，他是从“自然哲学”转向“道德哲学”的第一人。最后，苏格拉底是因哲学而殉道的第一人。
　　在这三个“第一”中，第一点，成为苏格拉底著名的哲学贡献，就是他的“诘问法”，也就是一种相互对话以获得知识的方法。第二点，造成西方哲学中从自然哲学导入以人性为主的“伦理学转向”。第三点，苏格拉底这么一位有智慧的人，居然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被判死刑。这个事实，不但成为他生命中最突出的传奇，并因此让人不得不反思政治对人的影响。
　　为哲学殉道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享年70岁。虽然他没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柏拉图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他的言行成为后代哲学家的灵感和观点的主要源泉。
　　一般公认，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项。第一，他把先前所有有关自然本原的讨论，拉回到讨论人性本质的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明显的分野，称为“伦理学的转向”。第二，他有一位伟大的学生，也就是著名的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被描述成为一位半人半神的哲学家，拥有极高的道德特质，透过对话以及诘问的方式，总能够让对话者的思想提升到承认自己错误的境地。
　　因为伦理学与柏拉图这两项原因，使得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生平知道的既少也多。少的原因是，苏格拉底连对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任何记述，更遑论生平介绍。多的原因是，柏拉图一直不断地用对话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的老师是一位多么懂得使用语言的人。苏格拉底不断地质疑每一个对话对象，尤其当这些人宣称自己知道什么事物的时候。因此，对我们而言，苏格拉底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在柏拉图的笔下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纵然如此，但是历史的资料中让我们可以确信如下七点有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
　　1. 苏格拉底毫疑问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雅典的政治制度，并因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拥有雅典公民这个身分，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2. 苏格拉底花很多的时间在雅典的广场上与人辩论对话，讨论各种哲学问题，尤其是有关于道德、正义、德性与善良方面相关的伦理问题。
　　3. 苏格拉底针对年轻人教导哲学，让他们透过学习，了解存在的意义与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价值。
　　4. 苏格拉底作为哲学教师，却不同于诡辩学者，是不收学费的。
　　5. 苏格拉底曾经被审判过，而且自行在雅典的人民法院中提出自己被控罪行的辩护。结果并不成功，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但他毫畏惧，从容就义。公元前399年执行死刑，喝毒酒身亡，死时年龄70岁。
　　6.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有非常多的学生，并留下日后广为人传的事迹。著名的戏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经在苏格拉底生前写作一部嘲弄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戏剧，取名为《云》。这部戏剧的主要内容，是把苏格拉底当成一位与诡辩学者异的演说家，而苏格拉底本人知道这部戏剧的存在。
　　7. 我们很确定地知道，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雅典城邦相当混乱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在他被处决的那一年，是雅典在批罗奔尼撒战争败给斯巴达（公元前404年）后五年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五年中，斯巴达一度废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改立专制君主制度，成为雅典城邦受到最大屈辱的一段时期。雅典城中民怨沸腾，大多数公民都认为导致国力衰弱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在这段时间内，虽然雅典很快地恢复民主制度，但第一个受邀进入雅典的外邦哲学家，安纳萨格拉斯，却在民粹的气氛中被赶走，而最伟大的本土哲学家，苏格拉底，居然在民主制度下，被判处死刑。
　　没错，雅典是一个民主城邦，讲求平等主义，每一个公民都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苏格拉底虽然是雅典公民，活在这个平等社会，却偏好与知识分子来往，其中许多来自贵族阶级。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并注重获得知识的重要与困难，他不但要求人们对于追求真理进行深刻的思考，还特别强调道德知识的追求。他认为，获得正确道德知识的过程，类似一个人学会一项技能（例如，学做木工），需要费心学习之外，还要反复练习，才能学好这门技艺，做一个有德的人。
　　苏格拉底实践道德知识的模拟，让他认知道德的理解与道德的作为是相辅相成的。不认真求知，不会有正确的理解，而未能付诸实践的理解，也法真正活用道德知识。因此，苏格拉底特别强调从生活实践学习，并否认一般人认为，依附传统价值就能够拥有道德知识的天真想法。否认传统价值这一点后来为苏格拉底带来杀身之祸，因为旁人认为，这个强调个人认知的观念对雅典的政治制度构成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他在雅典法院提出精彩的辩护，但以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却怀疑他的政治忠诚，居然判这位哲学导师有罪，处以极刑。
　　在法院辩护自己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面对三位法定公诉人。他们在苏格拉底定罪的诉状中，指出苏格拉底犯的错误里，并没有“不忠于国家”这一项，但是在公民大众所面对的国仇家恨中，雅典当时出现了一股诡谲的氛围，总想找个代罪羔羊出出气。这种人其实不好找，因为哪个人不懂得明哲保身呢？可是这件事偏偏发生在苏格拉底的身上，使他成为为哲学殉道的第一人。原因他，正是因为苏格拉底人格中的两项特质：说真话，不怕死。
　　被控诉的苏格拉底的
　　苏格拉底的死，不但是一件充满传奇性的事件，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另外一个起源。这个事件充满传奇性的原因，在于柏拉图展现出苏格拉底从容就义，毫不惧死的豪情壮志。同时，这个事件在柏拉图的笔下，一直不断地做为《对话录》中讨论正义、政治、法律、宗教甚至死后世界的灵感。这些题目跨越了人与神之间，自然与超自然之间，今世与来世之间，甚至包含现实与理想之间，为他的哲学提供了最佳的材料。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公认，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比较贴近苏格拉底的言行。做为一位天才哲学家，柏拉图的记载让我们觉得，苏格拉底不但将诘问法运用得极为自然，而且处处展现高度道德的说服力。阅读柏拉图《对话录》的过程中，读者看不出吹捧的感觉，做作的虚假，只觉得在欣赏一个辩论的天才，如何将对话人的志得意满，透过一问一答，逐步导向承认知并渴望求知的心情。在感受到这种启发的过程中，极少人还会在意于这里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只对于能够亲炙这么一位智者而感到雀跃不已。
　　最能够突显苏格拉底人格的对话录，就是柏拉图的《辩护篇》。这是苏格拉底在人民法院中，为自己被公诉人所控诉的罪名，提出辩护的“对话实况”。虽然这篇对话写得非常生动，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辩护篇》的内容是柏拉图在当场聆听苏格拉底辩护之后几年的回忆之作，极可能有失真之处。即使如此，这也不能掩盖柏拉图在写作《辩护篇》时，想要以最贴近历史的方式重新呈现苏格拉底在自我辩护时所做的论证。从这些论证中，我们也可以间接看出苏格拉底的人格。
　　苏格拉底被控诉的罪名，主要是亵渎神灵以及颠倒是非，并且以这些错误作为误导年轻人心灵的教学内容。这是表面上被控诉的罪名，实际上真正的理由是，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的贵族阶层走得太近。的确，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学生，属于比较优渥的阶级，有一些甚至在民粹人士眼中是破坏雅典制度的元凶。属于富裕阶级的公民，往往因为教育程度较佳的原因，自视为社会启蒙者，勇于挑战传统的价值与僵固的制度。在太平盛世时，这种差别仅止于表面，可是一旦国家陷入存亡问题时，这种对立就会演变成为相互仇视的原因。
　　这就是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真正原因，因为在雅典城邦中，只要被多数人认为有罪，就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根据雅典的法律，被大多数人定罪的结果，被告可以自己提出低于死刑的建议，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此建议。如果法官认为公诉人所定的罪与被告人自己所建议的惩罚，合乎比例原则的话，被告可以免于一死。所以，当时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他应该提出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惩罚方式，能够被民选的法官视为恰当的惩罚。
　　苏格拉底当时给自己的惩罚，是人人都出得起的30密那（Mina）。我们今天从知道这个数目的实际购买价值，但我们从事件脉络中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因为这是所有苏格拉底的学生都付得起的惩罚金。这个自定义的罚金数额之少，激怒了法院，反而使得更多人直接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且判以死刑。
　　这个生动的描述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不但惧于被判死刑的可能性，甚至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从柏拉图所描述的论证中，可以看得出来苏格拉底以自信的口吻，面对了三位公诉人，他们分别是一位政客，阿尼图斯(Anytus)、一位诗人，马里图斯(Meletus)，还有一位演说家，力恭(Lykon)。他们三位共同提出的控诉是，苏格拉底有罪，因为他不膜拜国家所膜拜的神明，并且还引进其他神明，同时他以蛊惑年轻人心灵的方式，教导这些从异端所引进的神明。
　　对于这些指控，苏格拉底一如往常地回答，他并没有妖言惑众的能力，而他唯一拥有的能力，就是说出真理的能力。他要求公诉人原谅他的直言不讳，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讲话的方式。
　　苏格拉底首先说，大家对于他的认知有积非成是的误解，但这些指控却与他本人没有关系。在雅典大家都相传有一位叫做苏格拉底的人，谈天论地，并且总是能够混淆视听，让人把坏的东西当成好的。苏格拉底说，这些观念比正式起诉他的理由更可怕。最可怕的是，除了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之外，他不晓得这些对他仇视的观点从哪来的？因此他强调，他并不诋毁神明，也不是一位教师，也不像诡辩学者以收取高额学费为业。
　　苏格拉底说，德尔菲的神谕曾经问过世界上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答案居然是没有。苏格拉底承认，这个答案让他很困惑，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同时，自忖神明应该不会说谎。于是，他曾经拜访过其他有智慧的人，想理解有没有质疑神明出错的可能。他曾经尝试问过一位政客，这位自认聪明的政客在经过交谈后，被苏格拉底发现其实并没有智慧；结果是这位政客对苏格拉底产生了恨意。同样的方式，苏格拉底又问了诗人、技匠，经过交谈后，苏格拉底同样发现他们的智慧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为此，苏格拉底制造许多敌人，但他丝毫所惧，并且提出结论，只有神才是智慧的本身。透过这句话，苏格拉底表明，所有人的智慧其实都是虚幻的。在法庭中，苏格拉底对大家说，所有指责苏格拉底的敌意，指的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用这个名字来说所有的人。“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只要是指人，我们立即就会知道，这个人，其实不管叫什么名字，他的智慧都是空虚的。不但如此，苏格拉底还强调，他一生的职志，就是让冒充拥有智慧者，面对真实。实现这个志向，不但占去了他大多数时间，且让他一生过得非常贫穷。他坚持，证明神谕中的内容，是他一生的责任。
　　曾经做过军人的苏格拉底，有特别强大的责任感。对他而言，怕死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原因是没有人知道死亡会不会带来更高的善。既然他认为从事哲学思考，是神明所赋予他的责任，他就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责任。苏格拉底强调，如果因为害怕被判死刑，停止进行哲学思考的话，等于是将维持生命放在履行责任之上，而这是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应该遵从神谕，而非人民的意见，只要有一口气在，他不会停止实践以及教导哲学，劝告任何一个他遇见的人，从事更高、更深与更真实的思考。作为一个公民，苏格拉底服膺他的义务，就是履行神赋予公民的责任。
　　因此，苏格拉底开始对所有控诉他的代表说，如果杀了他，他们对自己所加诸的伤害，远远超过对他的伤害。他说，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因为坏人不可能真正伤害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他不否认他们具有杀害他、放逐他、甚至取消他公民权的权力，但这些以行恶为出发点的权力，对于他的善而言，并不会构成真正的伤害。最后，苏格拉底公然宣布，他这些话，不是讲给他自己听，而是讲给法官听。他像是神给予国家的一只牛蝇，到处螫人，杀了他，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勇于挑战一切的人。
　　在说完自己面对国家的责任时，苏格拉底拿出个人挑战国家制度的勇气，大声宣称，没有任何诚实的人，在政治中可以活得长。论是在民主制度还是在专制制度下，只要威权的运作不合法律的要求，那么正直的人必然容易受到伤害。在理解这个情形下，他拒绝动用他的学生以哀求的方式企图软化法官的心灵，因为这种方式只会让被告者与城邦同样显得滑稽可笑。重点是要用真实的语言说服法官，而不是向他们讨好乞怜。
　　不令人意外地，苏格拉底被判决有罪，自我提出罚金过低，于是剩下的处罚，就是唯一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知道要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他最后的演讲。苏格拉底对法官说，他的神谕虽然经常在演说过程中提醒他，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他。这个提醒，就是告诉他，必须不断地检验，他所知道的内容是否为真。这个提醒异于告诫他，对他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其他人错误地认为死亡是最坏的结果；死亡并不可怕。
　　死亡是一个没有梦的长眠，所以它是没有痛苦的。如果，死亡是灵魂迁移到另一个世界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中能够与死去的先圣先贤交往，不都是很值得的事情吗？在另一个世界中，他要与那些因不正义理由而死的人对话，还要针对追求知识的未尽之功做努力。他说，在这个理想世界中，没有人会因为问问题而被判死刑，因为在这里，只要说实话，人会觉得更快乐，并因此而获得不朽的生命。
　　《辩护篇》中，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性格，给予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图像。这是一个非常确定自我的人，具有高度的心灵，不在乎人间的成败标准，相信他被一个神谕所引导，也确定生命中最重要的资产，是清晰的思路。在这个高度道德化的描述中，柏拉图成功地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位哲学殉难者之外，也为自己的哲学开启了一切可能。我们不得不佩服柏拉图的精心设计，同时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在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其实依然有值得独立探讨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
　　……

前言 中西思维大不同
第一讲 哲学的定义
第二讲 先苏哲学
第三讲 诡辩学派与苏格拉底
第四讲 柏拉图
第五讲 亚里士多德
第六讲 希腊哲学在西方的特性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