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男，湖北荆州人。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韩国首尔大学和日本庆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研究员。现为上海大学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理论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目前已出版学术著作5部（含专著、合著），在《美国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东北亚论坛》、《理论月刊》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冷战后，国际关系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转型，跨越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趋势及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以此为背景，作为承载主权国家国际交流与协作的重要形式，国际组织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诉求，其公共外交功能日益凸显，各国越来越器重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公共外交。
　　全球化和“后殖民”国际关系背景下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真正跻身于国际体系的核心，提升国际形象、影响力和话语权，就要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并对其开展积极有为的公共外交。这既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鉴于此，本书尝试以公共外交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思考。

　　第 一 章
　　全球化、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全球化是一个国界不断受到侵蚀，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文化、技术和治理的联系不断加强并且产生出诸多复杂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作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全方位渗透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在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多样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及其路径选择因之成为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课题。第一节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1〗一、全球化理论及其效应（一）全球化理论毫无疑问，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全球化是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并日趋发展的客观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全球化的研究得到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强力支撑。托马斯·弗里德曼从经济学视角论述全球化的内涵，即通过金融、信息和贸易网络使整个地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各国的政治当局屈从于国际市场；安东尼·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全球化包含着空间想象，是一种远距离作用，此作用来自于跨国生产和体现为现代性和传统分界的符号媒体性经验，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以其首倡的“相互依存”理论来诠释全球化的精粹和微言大意；乌·贝克和哈贝马斯则从文化视角将全球化理解为观念和思想的全球化，指出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向人们展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观念已突破空间限制，以一种新的姿态管理和塑造生活，通过想象力将其他来源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实现杜绝全球虚拟。国内理论界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俞正梁将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成整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诉求，保证生长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低级形式是经济打破国界，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事实以及地区的一体化，而其高级形式是全球一体化。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王逸舟认为全球化异于西方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后者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而“全球化”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语言中是在1996年，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强调世界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此等发言掀起了国内学界研究全球化的学术热潮。中国官方话语主要是从经济界定和机遇论角度阐述全球化特征，这种界定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完美契合，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一面旗帜。由此可见，国内外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定义莫衷一是，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同时，全球化也是个煽动力十足的词语，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则预测随着全球化越来越表现出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的灭绝。有学者甚至断言，全球化的实质乃是西方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向全球的扩张。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世界各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传统。因此，如何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应对它，以自己的发展和参与将其影响控制在自己所能掌握的范围内，这是摆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问题。石太林：“世界历史：进程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二）全球化效应1 经济全球化的扩散效应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经济全球化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首先，贸易全球化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高于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国际贸易规模庞大和世界贸易依赖度高。其次，投资全球化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增长率和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三，金融全球化是指一国的金融活动跨越国界日益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超越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水平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状况；二是垂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利率和汇率的国际联动和影响。当代世界金融发展呈现的三大趋势：一是金融国际合作的趋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二是融资证券化的趋势，由传统的通过商业银行筹集资金方式转向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发行长短期债券的方式；三是金融合作利益增强的趋势，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金融市场为各国融资提供了方便，提高了各国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了筹资成本。第四，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的表现为：在当今约90%的国家都有其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
　　2 政治全球化的多极效应政治全球化是从全球化衍生出的一个符合逻辑和契合当今国际政治实际的命题。政治全球化又称全球政治一体化，指政治权利和政治活动跨越国家的疆界。在政治全球化之下，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国际政治机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地区拓展，从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协调与合作的增多，对抗和冲突的减少，从整体上改变了国际政治放任自流和混乱的状态。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随着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尤其是广大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全球化进程中最初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政治多极化，多极化趋势早在两极格局时期就开始显现出来。“极”的概念是国际政治学领域常见的术语，最初是指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国。在强权政治盛行的传统国际社会中，多极表现为一种暂时的力量均衡，呈现不稳定的状态，但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政治多极化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政治多极化进程中，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等是主要力量，地区集团组织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参与进来，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区域性组织（经济性组织和政治性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多极化的重要生长点。区域集团化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根据世贸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贸易集团和组织已达100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参与其中。目前，全世界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地区集团组织有40多个。”张中云：“政治多极化发展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年第9期。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场”)借助欧盟的势力和发展态势，拟定加快一体化的进程。目前“南共市场”的经济联合、政治行动发展滞后，但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其一极的效果将逐步表征出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作为重要的世界地区性组织，近年来在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合作关系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其建立初衷在于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减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依赖。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的作用在于促进民族解放，加强各国团结合作，推动经济发展，调解地区冲突，处理国际问题。
　　3 文化全球化的冲突效应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凸显，主要包括：一是实践性。它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全球化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实践基础上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二是结构性。文化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文化全球化又类似于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三是群体性。全球化文化不是建立在土地疆域划分基础上的一种文化，而是建立在文化主体——人的基础上的文化。即使同一社会的成员，由于个体的不同也存在着文化差异。而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疆域的人也能有着同样的文化观。“全球化文化”中的“全球”更强调一个极为广大的人群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四是兼容性。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不是某一种文化的扩张和垄断，并不必然就是文化的殖民化。只要我们不带着意识形态的框架去理解和认识，就可以理解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是同异质文化在“全球场”中相互交融实现新的文化创造的过程。文化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冲突效应，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与“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的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文化实践，带有原有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做出不同的反应、认可以及选择，从而可能发生文化的冲突；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力量的悬殊差别，出现“文化霸权主义”，进而与民族文化在“全球场”发生冲突。如果说前一种冲突是“自然”的冲突，那么后一种冲突则是“人为”的冲突。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都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和交往，虽带有全球性质，但更多地是带有民族性，并积极于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渗透）的过程中，必然与民族文化发生冲突。然而，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模式，实现新的融合，而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全新的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而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这种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二、全球化时代下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通过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国际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问题。全球性问题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性。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统一的人类意识系统，这必然要求在制定全球战略的过程中要从总体上把握；另一方面，重大全球性问题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家的结构性冲突，因此需要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处理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关系。二是层次性。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此当众多全球性危机发生时，我们有必要及时对危机划分层次，然后根据其紧迫性做出相应的回应。此外，人类共同性和民族性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这需要人类立足于全球，突破狭隘的民族性局限，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完整系统，从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去分析研究各种具体问题，从全球性角度找到适合各民族自身情况的具体方法道路。全球性问题的特征反映全球性问题的趋势，对全球性问题属性的认知将决定在全球性问题上有多少共识和合作行动，当前突出的全球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和平、发展、资源、人口、危机和文化六个方面，有关全球性问题的认识为我们把握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指明了方向。（一）和平威胁和平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领域的不和谐因素，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威胁和平的力量此起彼伏。
　　1 利益冲突利益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影响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行为的最根本要素。而对各国来说，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和优先考虑的要素。因此，国家利益始终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尽管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很多，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国家利益，其他各种因素都要让位于或服从于国家利益因素。例如，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牟取它在经济、政治、战略和安全等方面的利益。
　　2 实力交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努力捍卫和谋求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各国的实力大小不一，捍卫和谋求自身利益的方法、手段也不一样，从而对世界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政治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和多极化发展趋势。
　　3 战略调整各国战略特别是大国的国际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冷战是美国和苏联奉行争霸世界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矛盾与冲突的结果。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政治干扰。而21世纪初，美国单边主义和主导世界秩序的战略，激化了不少矛盾。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有伊拉克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由美国的国家战略决定的。
　　4 关系紧张国家间关系，一是发达国家间利益和霸权关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构成对和平的重大威胁。据统计，二战后世界共发生150多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这些战争和冲突几乎都是由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发动的，而核武器等毁灭世界的战争工具形成的“恐怖平衡”，也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随着21世纪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政治地位产生冲击。其关系缓和、协调发展，世界就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反之，其关系紧张、恶化，乃至由此产生冲突、“冷战”、“热战”，世界就会陷入战乱之中。（二）发展困境所谓“发展困境”，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总体看来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完全相反，即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那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艾滋病率超过30%，失业率高达50%，偷盗抢劫实属家常便饭，由于环境恶劣，那里几乎没有外国投资。基本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都陷入了这样的发展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它们必将受到强烈的冲击。第二种是部分相反，很多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由于社会资源配置、社会公平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出现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差距等问题。这种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也可叫“类发展困境”。郑杭生：“警惕‘发展困境’苗头——社会稳定的新情况”，《“前沿·创新·发展”——学术前沿论坛十周年纪念文集(2001—2010年)》。18世纪末的科技革命推动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道路；今天，人类已经能够把握自然规律、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发展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精神失落和道德缺失等全球性的发展困境，反思并超越这些困境，全球化的明天才会更加灿烂。
　　1 生态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环境问题俨然成为全球性问题，随后出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生态环境的保护浪潮。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南北两极与高山冰雪加速融化和海洋水体膨胀将威胁城市密集、人口稠密的沿海河口和低地地区，加剧土地与资源匮乏程度，出现洪涝、干旱及其他极端气象灾害，同时降低人体免疫力、增加疾患风险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前景。二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威胁着生态系统循环链条的完整性。从目前发展态势看，许多在地球上生存的物种濒临灭绝，而且目前物种的灭绝率接近于没有人类参与情况下的一万倍。因此，大量生物的灭绝将持续危及生态系统循环链条的循环。三是森林植被破坏使许多曾经的绿洲沦为不宜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全球森林面积锐减以及世界大部分草地和牧场的严重退化，造成了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不宜人居和开发。四是人类的生态家园还面临着诸如臭氧层耗损、酸雨严重、水土流失不断、疾病肆虐、基因污染等重大问题的挑战，人类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使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如1997年以来，地球上接连出现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
　　2 道德缺失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建立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经济人”所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如今，工业化、市场化与人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完善的阶段，物质利益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矛盾突出，出现了很多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极端事件，导致社会发展受阻甚至倒退。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看，一些发达国家在人权、平等、道义等旗帜的掩饰下，破坏别国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导致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难以推进、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与基本价值观难以生长。从国家内部发展看，利润追求凌驾于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基本人权之上，在科学管理、程序化管理框架下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人性化管理策略。此外，私有化倾向愈演愈烈，在竞争中无视他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和平等性，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明显有失公允的社会权益分配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严重缺失，这又都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使真正的改革发展面临阻碍。
　　3 精神失落人类整体的精神道德水平应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向上发展趋势，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的精神道德常遭遇迷惘与失落。正如贝尔指出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已耗尽了“宗教冲动力”的能量，仅剩下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了。\[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4页。于是“西方社会病”开始向全球扩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受到广泛认可，包括信仰危机、心理疾病、道德堕落等现象的蔓延。具体来说，精神道德失落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大于精神道德、个人利益大于他人利益等精神价值遇冷；非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虚无主义蔓延；社会公德遭漠视，道德底线频遭突破；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潜规则以及“经济人”行为致使职业道德饱受侵蚀；自我私欲、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道德观肆意泛滥。（三）人口意识与资源危机世界人口目前已达70亿，并以每年净增8000万人的速度上升，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不得不通过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滥垦荒地、大量使用化肥和掠夺性开发的方式向地球攫取更多的粮食和资源。由过度开发产生的生态压力转化为经济压力——产量低、通货膨胀，这些经济压力最终变成社会压力——贫穷、饥饿、暴力和战争。人口增长—生态压力—经济压力—社会压力的恶性循环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相呼应，西方一些国家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社会保障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资源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资源的枯竭使贫困化加剧；人口增加与资源供需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严重的生态恶化；资源的争夺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资源枯竭论认为部分资源是不可再生和有限的。地球上某种资源的绝对储量是一定的、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两次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震惊了全人类。所谓能源危机并不是指能源本身的不足而是人类在利用能源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充分利用。具体有以下表现：首先是能源转化的方向性，并不是所有的能源都能够被人类利用，比如内能，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内能比较容易，而将内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源，就很难办得到；其次是能源分布的不均性，太阳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是由太阳能转化成的各种能量形式在地球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如在沙漠地带，太阳能充足，但却无人居住；最后是人口日益增加导致能量分配不足，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能源的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发展困难，最终影响到交通运输、金融、工商等行业的发展。
　
　　……

绪论
第一章　全球化、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第一节　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
第二节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第三节　全球治理模式及其限度
第二章　为世界定规则：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第一节　流变中的世界与国际组织的流变
第二节　国际组织功能的理论辨识
第三节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第三章　柔性外交：公共外交与全球政治
第一节　争论中的公共外交理论
第二节　从政府外交到公共外交
第三节　全球事务与公共外交
第四章　“逆外交”政治：国际组织与公共外交
第一节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
第二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其公共外交效应
第三节　非政府国际组织及其公共外交效应
第五章　争夺全球话语权：大国与国际组织公共外交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
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国际组织公共外交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公共外交
第六章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
第一节　中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
第二节　中国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战略思考
第七章　向世界说明中国：中国的国际组织公共外交
战略
第一节　冷战后中国公共外交的勃兴及其特征
第二节　国际组织与中国公共外交
第三节　中国国际组织公共外交战略评估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