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此就不能作赅简的言说。因此,我尝试在这里对这一问题作出补充和作进一步的解答。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固然是影响他的思想形成与思想特色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但是,远非根本因素。
相较而言,不同的文明,比如,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不同,就塑造思想家的“基本性格”而言,远比时代背景更为根本。正因如此,海洋文明造就的西方文化,作为个体的思想家虽有差异,但就“总体性格”或文化的“总体趋向”来讲,大旨相近甚至相同,农耕文明亦然。比如,上述唐君毅先生概括的农耕文明生发的“文化性格”,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比,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两种不同文明总体不同的文化特质。从源头上讲,一个是自然哲学,一个是人本哲学。马中认为,“希腊哲学的总思路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而“中国传统哲学的立旨原则可归结为: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道德为本、智慧为末,前人为本、后人为末,敬人为本、敬神为末。”对此,赵林则精辟地指出:“中国”古代哲学说到底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对客观对象(自然、上帝等)的认识,毋宁说是人的主体性的道德实践。因此,一切抽象的哲学范畴都具体化为实用的道德规范和现实性的政治秩序。与此相反,西方哲学一直把形而上学问题当作自己的根基和灵魂,并且形成了现象与本体、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深刻对立。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哲学就奠定了一种‘本质先于存在’和‘本质决定存在’的思维惯性,这种把抽象本质看得比感性现象更加真实的哲学态度导致了西方传统文化重理想轻现实、尚超越贬实用的浪漫精神和宗教情怀。“中西传统文化二者之间这种源头与根基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不同的取向:中国”这种实用性的和现世性的哲学思维取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它一方面使中国人对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漠不关心,远离自然和神,轻视科学和神学;另一方面则使中国人始终面对此生此世的现实生活,专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安邦治国之道,培养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品性,并在此基础上营造了一种稳定而繁荣的封建世俗文化。“④与此截然不同,从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形而上学构成了哲学的根基,那种对经验背后的东西的追问成为西方哲学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一直到20世纪的哲学家们明确提出‘摒弃形而上学’的口号之前,西方哲学始终无法逃避形而上学的宿命。这种形而上学的倾向使得西方哲学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特点,它不是把‘太极无极之妙’的形而上学落实到‘日用之间’,而是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批判性的张力,使得作为思维对象的形而上学理想始终对作为实践对象的感性生活具有一种优越性和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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