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中信国学大典”之《管子》，学者赵善轩等在撰写导读，并对精彩段落、经典语句加以赏析与点评。因此，这是一个版本权威、评点精准、特色鲜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适合普通国学爱好者阅读。
《管子》导读
赵善轩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管子》一书载有“贤人”一词共二十三次，并屡次提到贤人管治的好处，“贤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蕴，其另一称呼是“臣属文化”，即人民乐于臣服于威权者之下，中国千年来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
（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
（二）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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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导读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宙合第十一
八观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
问第二十四
侈靡第三十五
轻重甲第八十
名句索引
许多人认为管仲是现实主义者，《管子》一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赵善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