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要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第344页），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也能做到就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第613页）。的确，生物学家可以站在昆虫之外研究昆虫，植物学家可以站在花草之外研究花草，甚至，同样研究人体的解剖学家也可以站在“生命”之外研究五脏六腑……总之，站在对象之外研究对象，是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征。然而，历史学家可以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

　　《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钎
　　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舒。顾颉刚和刘起舒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
　　《尚书》学研究，是贯穿顾颉刚漫长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也是他晚年与弟子刘起舒师徒相承的一段学林佳话。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钎。顾颉刚和刘起舒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师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笼罩着《尚书》的两千余年的重重经学雾障，不仅使这部曾经的“圣经”真正恢复了它古文献汇编的性质与面貌，还在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前人两千余年问成果的基础上，对这部历史文献汇编做出了新的考索与释读，从而为现代《尚书》学与其他经学研究树立了样板与标本，现代经学研究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顾颉刚对《尚书》学的贡献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在古代社会，它被尊为“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其《尧典》篇立上古史叙事之骨架，《禹贡》篇开后世地理之学，《洪范》篇创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之“十六字心传”，为宋儒理学之宗。作为群经之首的《尚书》，不仅被奉为历代统治者牧民治国之轨范，还是中国占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尚书》学因关涉整个上古史叙事，并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而进入顾颉刚的研究视野，又冈其为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成为顾颉刚毕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一。无论“疑古”还是“重建”，《尚书》学自始至终都是顾颉刚全部学问的核心。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最杰出贡献，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做的一个典范。《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向有“佶屈聱牙”之称，不仅朱熹“聱讹者且未读”，连王国维也自承“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六”，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七十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六百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被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许冠三语）。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早在一九二五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滕》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第二两册。一九五。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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