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稚童
津门岁月相衬下的锦衣玉食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眉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忆儿时》）这是1912年，已经三十三岁并且在人生的欢喜与萧瑟里来来回回走过几趟的李叔同，凭着内心对单纯最简单的回忆，用心谱写出的一首《忆儿时》，纯粹地祭奠了那时的美好和闲适。时光流逝下的无奈，游子漂泊的沧桑，忍不住想起儿时的嬉戏时光，就好像刚发生在昨日一样。捉捉迷藏、斗斗小鱼、爬爬树的欢乐，曾经承载了他满满的闲情。那份最初岁月的静然和日光安好，源于彼时环境的绝对宁静和佑护。
犹记得，那时的津门沾染着“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的温暖和和煦。站在渤海口，极目远望，是否知晓那岁月早就如海风袭面，缓慢而深刻地溜过；背靠燕山岭，用力呼吸，是否懂得这红尘早已似高楼掩目，浮华而沧桑地逝去。
知或不知，早已无妨、无关。只因这漫天的岁月、红尘，已然坠入时间的轨迹，无所谓留恋，亦无所谓为谁停留。唯有那碧瓦丹楹、红砖绿瓦裹同无法忘却的纪念，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如果不曾用成千上万的劳工成就一条运河的流转，我们该去何处找寻你初生的踪迹，寻觅你不曾被窥见的最初。如今你让青山屏障流离的风沙，许自己一个觥筹交错的春波薄云；又将绿水漫开干涸的大地，容自己一份斑驳缤纷的指画江山。于是，我知，天津，独属于你的那份骄傲，早已尘埃落定。
公元1880年，或许说是清光绪六年庚辰。日子并未走远，只不过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十个年头，光绪载湉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个终日弥漫着硝烟战火、枪林弹雨的19世纪末，究竟于这个年头又能生出怎样的不同呢？答案似乎一开始就没了争辩的勇气。那些我们逃脱不掉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控诉的仿佛还是那条疲弱不堪的生命，那场忍辱负重的命运。
只是，那年的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还是有一份名为期待的喜悦降临在了天津城老三岔河口的一户李姓家庭里。李叔同，便是那个于乱世中满含期待降落的新生儿。那年，父亲李筱楼六十八岁，母亲王氏十九岁。
“桐达李家”自李叔同祖父时代开始便已晋升到富裕行列，3 第第第第第第 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在他父亲的手上更是将这份富裕推进成了津门巨富之一。所以， 单就出身而言，李叔同无疑是幸运之至的。他不用一开始便为生存而虑，为生活而焦，亦无须自孩提时代便遭遇人情冷暖的无奈与无措，学会寄人篱下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于是，请允许世人任情地想象规划，那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独为他开辟了一方淡然安乐的园地。那里有青砖漫地，铺就一园的篱笆游廊；那里有茅屋三椽，支撑一片的灿烂晴空；那里有一角的春花秋叶，渲染一池的闲情嬉戏。那份最初的风平浪静没给他恃财傲物的骄纵，却滋养了他平实待物的洒脱；虽不曾遭遇贫穷名义下的苦难灾痛，却教会了他同情与尊重。难怪，后来的后来，李叔同会忍不住地感叹起“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的遗憾和珍惜。
李叔同故居4
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列第三甲。但真正让他名望满津的却不是他吏部主事的政治身份，而是他颇具经营手腕的盐商和钱铺掌柜的经济身份。他成功地让李家成长为当时天津的名门望族，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他既为商人，又出身进士；他既富甲一方，又广善好施。而他近古稀之年又得李叔同一子，欢喜宠爱之情，不必言说。但可惜的是，在李叔同长到五岁的时候，李筱楼便与世长辞了。之于当时的李叔同而言，他尚不知死亡为何物，又岂能为这样一份永世的离别而哀悼呢。可先父在世时的一言一行，终给李叔同某种不可磨灭的教导形象。
儒商本质的父亲，富有但不沉溺于财富，追寻金钱却又不耽误于贪婪。他丝毫不放松的心灵修养和诗礼熏陶，恰如其分地给了年幼以至成年后的李叔同一个贵族风范的修习方向。而李筱楼的扶危济困，热衷慈善，在教会叔同做人的基础上，又是否埋藏了一份积德行善的亲佛倾向呢？
于此，似乎我们有理由怀疑，正是因为李筱楼尊崇的这份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以及围绕在李家敬佛礼佛的氛围，给了李叔同为天下思，为万物想的慈悲心的萌芽。
无论是确有真据，还是穿凿附会，于今天的争论已无实际意义。可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李筱楼之于李叔同只有短短的五年光阴，但他的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修身齐家，都给叔同的人生添就了一笔不一样的色彩。或浓或淡，终经得起岁月的洗礼。
古人常说：“长兄如父。”于是，李筱楼的早逝，身为长兄5 第第第第第第 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的李文熙也就义不容辞地有了教导李叔同的责任。年满六岁的李叔同刚好到了告别欢乐的孩童时代，进入书香门第世家教育系统的时候。所以，荣升为一家之主的李文熙顶着李叔同启蒙老师的身份，给了他严厉而传统的礼教道德传授。
那时候的社会，有着严格的长幼尊卑的礼教，在富有的大家族中尤为突出。所以，随着李筱楼的去世，孤儿寡母的李叔同和她母亲王氏的身份便越发变得尴尬起来，更何况他们还身为小房呢。
可在李文熙的身上，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薄情寡义的世家子弟的习气。他不仅亲自督导了叔同的启蒙学习，而且也为他请了私塾老师常云庄到家教学。李叔同在这里接受了儒家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教育，从“四书”到诗文史学，从《尔雅》到《古文观止》，皆有所习鉴。不过，李叔同这一生，并没对其长兄做出任何的评价。所以，这位长兄的关怀，或许终究还是少了某种温情的味道。
所以那份亲情的唯一代言者，母亲，自然便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虽然叔同关于其母亲的记述很少，但至少我们可以凭着对母
爱的猜测以及对寡母孤儿处境的设想，懂得所有相依为命的真情。
有很多事，有那么几个人，我们不说，不是无话可谈，恰恰是因为内心的深情太过沉甸，牵一发而动全身。选择避开，终怕陷入回忆与缅怀的潮水，淹没自己，无处喘息。于是，只能永远地装在心里，让时间伴随记忆的轨迹，最后埋葬在我们肉身的深处。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李叔同十六岁考入辅仁书院之前，他母亲都寓情于教中的。一方面，她必须严格地规范小叔同的一言一行，不至于丢掉李家大家族的面子，另一方面，又要周旋于各种世俗冷暖中，为自己更为李叔同博得在李家的一点地位。
所以，李叔同受其母亲的影响还是挺多的。即使不说，我们亦有所感。毕竟，从那么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李叔同，于儿时就塑造了一个基本完整的人格和世界观。不过于偏激，也没有完全盲目的乐观。
这段太过模糊的记忆，因为有了极度无忧的痕迹，纵使短暂， 亦会让铭记永相伴。太过匆匆的五载年华，还没镶嵌完生命关于童真最本质的珍宝，便稍纵即逝，无迹可循。不过，又是幸好，时光至少给了他可以放纵的五年回忆，那些幸福滋长的日子，那股甜蜜绵长的味道，终打破时间的枷锁，成为永恒的轮回。凭着这份“儿时欢乐”的温暖和煦，让以后的李叔同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翘起嘴角，给自己也给那时的嬉戏时光一个由衷的微笑。
或许，父亲给了他光名禄场的浮华背景，但依旧承诺他墨香笔横的安定内心；也许，哥哥曾以严厉甚至苛刻的要求督促他的学业、生活，但许久以后的那份坚实的后盾，我们何以归功；母亲可能多了些期望，少了点慈爱，多了点催促，少了些关怀，可7 第第第第第第 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一个单亲妈妈的隐忍，我们凭什么忍心指责与评判。
彼时的桃花还在守着娇嫩的花蕊，独自等待蜜蜂的采择；李树的芬芳还未蔓延，那份结果的心思只是有了酝酿的前奏。可倾慕的人们，又怎会计较繁华之前的空守，因为不言的背后早已芳华绝代。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当小叔同第一次踏入“四书五经”的境地时，似乎未曾料到过自己后来的诸多荣誉中，竟会有今天如此丰厚的铺垫。无论是音乐集《国学唱歌集》里别出心裁的传统文化功底，还是诗词集《李庐诗钟》所蕴涵的深厚的遣词造句能力，或许是《护生画集》字里行间浅显易懂却无限绵长的意蕴，甚至单单是从小叔同嘴里冒出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超然透彻。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此刻小叔同的勤奋刻苦正名。现在的点滴水，方能成就日后的石孔穿。
不过，想来这时的小叔同是没有那般神奇的预见功力的，所以只能任凭安排，跟着夫子一晃一晃的脑袋，做着晃头晃脑的模仿动作。不过，七八岁的嫩童稚肩要何其坚韧，才足以担负起上千年的科举桎梏。那个一旦离去就再也回不去的纯真年代，那个满心满腔给世界以热情、真诚相待的孩童时光，究竟是因着何种狠心，才能轻易地决定将一个孩子的所有期望和想象压制于一个逃脱无法、前进无道的严苛体制下。可这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啊，他又可以凭着什么去抵抗那个经过千锤百炼俨然已成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体制呢。于是，无可奈何，无路可退，便只能趋之若鹜。
眼，所有的不确定和确定都蒙上了恐慌的薄雾。挣脱不开，于是只能自欺欺人地沉沦。清朝摇摇摆摆的统治连同方兴未艾的科举制度，晃晃悠悠，颤颤巍巍。可最终还是凭着习惯的可怕力量， 支撑起乱世狂潮中的惨淡经营。社会和制度再怎样支离破碎，活在其中的人们却时刻都怀着期许的，为自己的未来、为国家的未来思考探索着。
所以，从一方面来看，这个所谓的功名之路已经没有多少实在的含义在里面残活了；可另一方面，世人特别是有志气的士人又都希望通过这么一条道路，改变这个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制度。于是，所谓的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成为一种无法抹灭的哀伤。有的人靠着这棵大树责骂着大树上的凹凸不平，有的人则躲在大树下的阴影中时不时地用着既担忧又恐惧的眼神向外面的世界瞟上几眼，还有的人则干脆站在大树外的阳光下，种下一棵幼苗，用自己的汗水和期望誓要养成另外一番遮风挡雨的光景。
可无论怎样，处在那个尴尬时期的李叔同，一方面，因着父辈李筱楼的进士身份（根据档案馆抄本《乙丑科汇市题名录》“第七十名，李世珍，直隶天津府天津县附生”），兄长李文熙的秀才身份，虽然后因多种原因选择了继承家里的商业，但就这样的传承来看，之于李叔同的科举之路似乎已然成为了一种顺其自然。
另一方面，父亲的西去和自己孤儿寡母的身份和地位，让新上任的一家之主李文熙理所当然地有了强制的理由。而且李文熙自幼体弱多病的状态，也是让他受到的教育是严苛多于慈爱，命9 第第第第第第 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令多于询问的。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李叔同，似乎还没有丝毫关于自己选择自己出路的意识。抑或者就算他有着波动的想法，他的地位和能力，似乎都没法有可能助他形成丝毫反抗的力量。而他母亲的身份更是决定了，如若要保住他们娘俩在李家的正常生活，势必要完全听从于李文熙的安排。
在这三种情况掺和的情境下，李叔同他既然失去了站在广阔的阳光下自立为世的能力，也还未形成相守又相恶的意识，那么，走上科举这条路，反而算不上是一种难堪难耐的归宿了。毕竟，无依无靠的他们至少有了被规划的未来，至少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至少免去了那个年代朝不保夕的苦难。
从这个层面上说，将李叔同的启蒙教育托付给他兄长，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不妥不当之处的。因为，李文熙长期以来接受的儒家意义上的礼教传统和封建意义下的家族责任感，让他不会也不可能置李叔同母子于不顾。所以善待成就了李文熙宽厚仁慈的同时，也为李叔同安排了他以为的最正确也是最合适的出路。
由此看来，那些名为传统的东西，是真的靠着传承的把戏一步步地成为习惯的。身为长辈的人们，总是把自己心里认为最好的强制给自己最期待的那一位，却从来不思考这些“上上签”会不会是最适合的。
李文熙因为身兼一家之主的责任，所以并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丰富的精力去辅导小叔同的功课和学业。所以他对小叔同的教导，只有区区一年的光阴。之后，小叔同进入了绝对前期教育时光的私塾生活。
那些有关古代教育的程序和内容，那个名为私塾的存在和设置，碍于时间的辗转反侧而已缓慢消逝直至不可触摸。可那些流淌在拥有这些记忆痕迹的人们的脉脉余波中，分明给人以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丰富的机会去慢慢了解这样一种教育方式的细枝末节、骄傲或残忍。
这个起于春秋时期的私学体制，在延绵长存两千多年后，依然成为众多家庭、宗族首选的前期教育形式。在它饱受争议和质疑的流动中，它以它足够独特和优越的模式，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或优秀或无知的孙孙辈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或成熟或幼稚的枝枝蔓蔓。然而，无论于今天的讨论和评价是如何地赞叹有加或是谴责过度，都丝毫影响不了它已然起了作用的强大事实。所以， 大可徐徐地看着他们教育的内容，缓缓地只将这样的模式当做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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