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阴阳两极之“二”向道之“一”的超越过程，却比由“万”到“二”的超越过程远为艰难。其中最常见的一种障碍是，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怪圈之中，认为天地间的存在只有“阴”与“阳”二者，并将双方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在对立之外与之中的第三方“一”的存在。因而，大多数人的体道心路，都是在这终点前的一站就下了车。近代学术界，一方面以“二分法”方式与“矛盾”的观念来解说中国传统的“阴阳”观，而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不正视中国传统阴阳哲学思想中所具有的调和特征，因而催生了一种“斗争哲学”。这不是中国传统中的“阴阳”关系，而是用“二分法”所催生的“矛盾”关系。
这种性质的“二分法”最常见的统一方式，是消灭对方，进而产生一种新的对立。包括中国的历史自身，也常常是如此。而中国的阴阳哲学，强调的是阴阳两仪的共生、化生与调和关系，是圆转的哲学，是关系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在超越二者的对立之上，还有道的“一”存在，这使对立的“矛盾”变成了太极的“两仪”。所以，道以阴阳两仪这种“对立”的观念，将体道的生命行为，导引到了道的大门之前。
“二分法”的统一方式，第二种情形是“折中”。这一说法，当然是对中国中庸思想的庸俗理解。在两极对立之中，寻找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点，这一中点不是太极之道的两仪方式，因为道的“一”是包含两个在其中的“一”。折中所取的中点，大概相当于通往道之大门的门缝，若大门不开，人们怎么可能从门缝中钻进去呢？这条道路也是不通的。
“二分法”的统一方式，第三种情形是在二元框架中的“合一”。这种合一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愿望，就如同谈到的中国哲学是主观与客观的合一，是自我与对象的合一等一样，都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因为，物我合一、心物合一等诸多方式的合一，只会在三合框架前提下完成，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如果丧失了第三个最重要的道的范畴，合一根本无法完成。只有在道的主导参与的前提下，合一才会真正完成。
以上三点情形是把体道这种“知行合一”“性命双修”的神圣行为，仅仅理解为了一种庸俗的方法论，并局限在方法论之中。方法本身不是道，只是达到道之方法，因此，不可能达到“无法之法”之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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