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对于投票，高的背叛率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由大约一半合法选民决定的。5对于次要的选举被更少的选民比例决定。尽管这个是社会问题，没有投票的选民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
对于谋杀，背叛者的数量更少，但是危害更大。在2010年，美国境内的谋杀率是每100000个人中有5名杀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比例从相对没有谋杀的每100000个新加坡人中有0.39名杀手，到惊人的每100000人中有58名杀手的萨尔瓦多。
道德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困境：它们可以在风险权衡时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对一个特定协作／背叛决定感到好或者坏；它们可以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以及在实际背叛过程中影响我们，比如对受害者的同情；它们也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后影响我们，通过负罪感、羞耻感、骄傲、满足等。对背叛过程中以及背叛之后产生的道德感的预期提供了一种协作或者抑制背叛的激励。
冒着触动哲学中各种棘手问题的风险，我斗胆提出道德是唯一存在的使得人们“想要”服从群体利益的社会压力。其他三个机制使得人们“不得不”。
有两种基本道德类型可以影响风险权衡，一个是总体的，另一个则是特定的。首先讲总体的。人类演变倾向信任与相互合作，如第3章所讨论的，这些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以及宗教法典中得到体现。这些法典差异很大，但是都强调忠实于既定的社会准则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平、适应以及信任。其中最为通用的是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群体对于黄金法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解释，但是它基本上是告诫人们要与他人相互合作。这一点确实是最有希望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准则。
能让人想到道德的不只是那些正式的东西，它们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谚语（极为简单的话语），我们通常用其教导我们的孩子。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有利他主义、勤奋、忠诚以及与人相互合作的谚语。7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模型也有道德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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