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武彦（1909—2004），国际儒学泰斗、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宋明理学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曾与张岱年对谈，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冈田先生对道家、禅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堪称当今世界学贯东西、横跨儒释道几个领域的哲学大师。
　　代表作有《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中国及中国人》《中国思想的理想及现实》等。
　　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先生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中国人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阳明心学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 套装上下册）》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写给大众的全面、丰富的王阳明通俗传记，也是专业、严谨的心学读本。“在现代日本，研究王阳明深刻也纯正的是冈田武彦。”（儒学大师杜维明语）
　　冈田先生68岁提笔写作《王阳明大传》，93岁完成，花费25年心血，全书煌煌八十余万字。在穷尽中日两国史料、研究成果和6次考察阳明遗迹的基础上，冈田先生张弛有度、夹叙夹议地详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书中，作者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史料互证，探讨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王阳明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擅长从王阳明的诗文中探寻其真实内心，补充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细节，解开了有关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诸多谜题，因而是全面了解王阳明传奇一生，轻松读懂阳明心学核心精髓的读本。

　　★一位世界级阳明学者写给大众的阳明心学普及读本。《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深入浅出地描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成过程，既通俗易懂，又直达精髓。
　　——浙江大学求是学者、哲学系主任董平教授（新浪微博：@浙大董平）

　　★冈田武彦先生，余尝结识于龙场，其仪态容貌，大有儒者气象。后略有书信往返，或赠书法数帧，今尚悬挂于室内，倾读其书，仰屋兴叹，如晤故人。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阳明学之精神融化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
　　——蒋庆，阳明精舍舍长

　　★【王阳明：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风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王阳明被贬，去龙场途中又遇追杀。逃过大难，却清风海阔，不见一丝怨尤。飞机去来日本途中，捧读冈田武彦大师的《王阳明大传》，对阳明先生悟道自得之境界与万物一体之仁，心存敬仰。先生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日本结出无数百年企业硕果。素直之心，实乃日本百年企业共同特质。
　　——王育琨，著名管理专家和并购专家、地头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面上很多写王阳明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流于平面，缺少立体感。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一个突破。本书着力于探讨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王阳明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
　　——吴光，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冈田武彦先生的《王阳明大传》有三个特点：一、化玄学为文学，化心学为行为教育。二、培养直觉，培育新感性，培植人性的根本。三、还原历史，还原真相，还原自性。可简称为一化二培三还原，总之为了每个人明心见性，自个成全自个。
　　——周月亮，《心学大师王阳明》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

　　★冈田武彦先生是个东方悟道者，真正的阳明心学的践行者，八十多岁了还多次来中国寻访阳明遗迹，贵州、南昌的许多古迹修复，包括王阳明故居的修复，他都进行了捐助。《王阳明大传》很好地传达出了心学精髓发生、形成、及至大成的惊心动魄的经过，可作“信史”来读。也因为作者与传主实现了心灵的接通，它不是枯燥的高头讲章，自有一份生命的情意在。
　　——赵柏田，知名作家、《让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作者

　　第七章龙场悟道
　　艰辛的龙场生活
　　王阳明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抵达龙场的。当时，他写了一首题为《兴隆卫书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莺花夹道惊春老。”
　　由此可见，当他抵达龙场时，正是花开烂漫、燕语莺啼的好时节。但龙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仅有土著山民居住的一个小村落，它与中原大地完全不同，是一块难以想象的蛮荒之地。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贵州远离京城，自古以来就被视作蛮夷之地，一直未曾受中国本土文化的熏陶，自明代开始才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但幸运的是，自从王阳明来到此地，这片蛮夷之地慢慢开始接触中华文化。
　　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这里条件恶劣，道路艰险，而且王阳明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阳明先生年谱》曾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也提到：“居无宫室，惟累土为窟，寝息其中而已。夷俗尊事蛊神，有中土人至，往往杀之以祀神，谓之祈福。”
　　王阳明初抵龙场，便披荆斩棘，搭建了一间茅草房。茅草房非常小，只有齐肩高，仅够宽慰旅途劳累。王阳明以原有的荆棘为篱笆，垫土为阶，台阶非常低矮，若有若无，以致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茅草房到处都是缝隙，早晨的凉风会呼呼地吹进来。屋顶铺着茅草，漏雨是在所难免的，但幸好便于修缮。早晨，可以在茅草房中听到清澈的潺潺流水声；傍晚，当郁郁葱葱的森林变得一片淡黑时，又可以体味那无尽的森林之趣。
　　龙场的百姓依然过着“与鹿豕游33”的野蛮生活，他们相当淳朴，经常聚到王阳明身边，用全然不知所云的语言向他打招呼。渐渐地，王阳明与当地人产生了骨肉般的亲情。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先生初至，夷人欲谋杀先生，卜之于神不吉。夜梦神人告曰：‘此中土圣贤也，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一夕而同梦者数人，明旦转相告语。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日贡食物，亲近欢爱如骨肉。”
　　王阳明来到龙场之后，不禁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于是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末尾有“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之句。
　　太古时期，尧帝的宫殿非常简陋，台阶是泥土做的，且仅有三层，屋顶是用茅草铺的，连茅草的穗儿都没切除。虽然宫殿简陋，但尧帝的仁德却令天下百姓感服，他们遵守人伦道德，心平气和地生活。尧帝的仁德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人民日日沐浴其中，时间久了就会被同化，也就感受不到恩德的特殊存在了。正如《击壤歌》中所唱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十八史略？帝尧陶唐》）
　　尧帝的理想是“无为而治”，他是一位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伟大君主。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因此即使他身处逆境，也能够随遇而安。王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不久，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于是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其实，王阳明家乡的阳明洞，并不是一处洞窟，而龙场的阳明小洞天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洞窟。钟乳洞所处的位置较偏僻，荒凉不已，而王阳明却觉得这是因为钟乳洞不容他人，专等自己到来。王阳明搬入此洞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他将洞内平整之地打扫干净，安放好床具，修好灶台，堵上老鼠洞，还作诗三首，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一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
　　《中庸》中关于“素位”境界的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根据《阳明先生行状》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当时跟随王阳明前往龙场的家仆共有三人，当王阳明决定搬进阳明小洞天时，他们都为能够找到这样的天然住处，无须再费力盖房子而欣喜。对此，王阳明在第二首诗中做了如下描述：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下，翠雾还成幕。
　　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
　　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和家仆都夸赞这天然的住处，并为能够远离俗世而感到高兴。王阳明还为自己能够过上远古时代的生活而欣喜，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上古处巢窟，杯饮皆污樽。冱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
　　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喻指这样的隐居生活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就像豹子隐藏起来，以防自己的毛皮花纹被雨雾损坏；龙蛰伏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一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住在宏伟的宫殿里，身着轻柔裘皮的生活才算快乐，但王阳明却期许颜回那样的生活。孔子曾大力夸赞弟子颜回，称其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故王阳明又在第三首诗的末尾处写道：“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龙场生活的最大困难在于粮食不足，经常会出现上顿不接下顿的情况，这使得身边的家仆开始抱怨起来。王阳明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开篇写道：“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
　　古时，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来到陈国，结果断了粮食，众人饥饿难耐，后来有人病倒了，不能起身，不堪其苦的子路愤愤不平地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对子路的告诫其实就是儒家一直坚守的“穷困之节”。
　　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孔子极其相似，但他觉得必须要确保粮食的充足，于是就向当地人学习种粮的方法。王阳明焚烧草木，开垦耕作土地，这样一来，谷物就有了剩余。王阳明用剩余的粮食接济穷人和寡妇，有时还会举办宴会，甚至用遗漏的稻穗喂小鸟。
　　书归正传，王阳明接着前面的诗句还写道：
　　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
　　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
　　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
　　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此外，王阳明又延续上诗，做了一首题为《观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诗中写道：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在《观稼》诗中，仿佛能够窥见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影子。
　　王阳明在龙场时，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父亲。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抵达龙场后不久，就收到了家书，这更勾起了他对家人的思念。他为自己不能尽孝而痛心疾首，于是写下了《采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其中写道：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即使身处逆境，王阳明也依然保持着贤良忠贞之心。他自比“松竹”，喻指自己具有《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清白气节。他还向朋友发誓，即使相距遥远，也要相互切磋学问。所以王阳明在《猗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诗中写道：
　　猗猗涧边竹，青青岩畔松。
　　直干历冰雪，密叶留清风。
　　自期永相托，云壑无违踪。
　　如何两分植，憔悴叹西东。
　　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
　　惟应岁寒意，随处还当同。
　　这一时期，王阳明还写过一首题为《南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表达了自己对好友的思念之情。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戴罪之身，被贬谪到遥远偏僻之地，所以非常希望找到一位能够了解自己内心的好友，他想起了曾经和自己一起在京城倡导圣学的湛甘泉。王阳明把自己比为一只“哀哀求侣”的鸣鸟，“何时共栖息，永托云泉深”，这说明王阳明非常期待能和自己的好友一起复兴圣学。
　　王阳明有时会到小溪中戏水，溪水清澈见底，可以洗涤冠缨。当他看到澄清的溪水映出的白发，愕然不已，于是写下《溪水》一诗，其中有如下几句：“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王阳明慨叹自己虚耗时光，结果仍一事无成。
　　通过上文所述的这几首诗可以看出，即使处境再艰难，王阳明也能够超然面对。然而，他身边的家仆却没有他这般贤良忠贞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所以很难达到王阳明这样的境界。家仆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这恶疫横行之地后，就先后病倒了，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于是王阳明便亲自给他们生火煮粥。为驱散他们的抑郁之情，王阳明还为他们诵唱诗歌，如果仍不奏效，他会唱起故乡的民谣，或者讲笑话，让大家忘掉疾病和夷地之苦。
　　龙场顿悟
　　王阳明获悉父亲龙山公被刘瑾罢免之后，便意识到豺狼般的刘瑾不知何时就会把魔爪伸到自己眼前，于是心中不免涌起生死之念。
　　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能够超然面对荣辱得失和艰难困苦，但他对生死之道还没有看得那么开。在佛教和道教中，生死是一件大事，儒家对此也非常重视。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的时候，曾经谈到过死，“未知生，焉知死？”即“实实在在地生活也是一种对死的超脱”。孔子在此非常直率地道出了儒家的生死观。此外，《周易》中也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顺应天地生生34之道其实就是超脱生死之道”。
　　总而言之，专注于生就是为了克服死，这和日本神道教的精神是一致的。故而也可以这样说：“生生乃是天地神人之大道。”
　　对后世儒者来说，生死观是修行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关的话，哪怕是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朱熹认为，生死乃是一种“理”，只有至“理”，才能够克服死。如果生死真的如朱熹认为的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如何让一个人理性地去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明末大儒刘宗周35（念台）面对死亡时，内心曾起过大波动，于是痛感自己的学问尚不彻底，转而更加刻苦地修行用功。
　　王阳明自己也曾论述过超脱生死之念的重要性，“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王阳明虽然以超脱生死念头为主要追求，但并不蔑视超脱其他诸念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儒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脱生死之念，就不可能实现儒者的理想。
　　总而言之，对王阳明来说，“格物致知”是超脱生死之念的唯一之道。在阐述超脱生死之念时，王阳明虽然和佛教徒一样，承认生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他并没有如同佛教徒那样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也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他就不再是一位儒学家，而是一名佛教徒了。
　　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愕然，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墩，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自己能够超脱生死之念。
　　一天夜里，王阳明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就像云开雾散、豁然见到阳光一样，终于使至今未曾参透的“格物致知”之旨露出了真相。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顿悟”。
　　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前文已述，王阳明曾经秉承朱子之教，去格一草一物之理，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最终不得不放弃。龙场顿悟，其实是王阳明第一次体认到“心”与“理”的融合。
　　在龙场顿悟之前，王阳明通过和湛甘泉的交游及自身的体验，已经或多或少对“格物致知”有了一些想法，即“格物致知”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完成，最主要还必须靠对“理”的体认。尽管王阳明当时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一直苦于未能实现“物之理”与“人之心”的融释。
　　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尝试用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反而是朱熹的注释和自己的所悟完全不同，于是他就作了《五经臆说》。
　　以上是《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王阳明顿悟前后的一些记载。《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下面为《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也有出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如下：
　　久之得家信，言逆瑾闻先生不死，且闻父子相会于南都，益大恚忌，矫旨勒龙山公致仕还乡。先生曰：“瑾怒尚未解也。得失荣辱，皆可付于度外。惟生死一念，自省未能超脱。”
　　乃于居后凿石为椁，昼夜端坐其中。胸中洒然，若将终身夷狄患难俱忘之矣。仆人不堪其忧，每每患病。先生辄宽解之，又或歌诗制曲，相与谐笑，以适其意。
　　因思设使古圣人当此，必有进于此者。吾今终未能免排遣二字，吾于格致工夫未到也。
　　忽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从伴睡者俱惊醒。
　　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所谓格物，格此者也。所谓致知，致此者也。不思而得，得甚么？不勉而中，中甚么？总不出此良知而已。惟其为良知，所以得不繇思，中不繇勉。若舍本性自然之知，而纷逐于闻见，纵然想得着，做得来，亦如取水于支流，终未达于江海。不过一事一物之知，而非原原本本之知。试之变化，终有窒碍，不繇我做主。必如孔子从心不逾矩，方是良知满用。故曰‘无入而不自得焉’。如是又何有穷通荣辱死生之见，得以参其间哉。”
　　于是默记“五经”，以自证其旨，无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王阳明真正把“良知”作为自己学问宗旨是在四十九岁以后，而在龙场时，他还未到这一年纪，所以不可能用“良知”来解释“格物致知”。
　　“良知”说本是孟子所创，但当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将“良知”作为自己学问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托梦向其传授“良知”说的秘意，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所以可信度更高的《阳明先生行状》和《阳明先生年谱》，就没有王阳明在此时提出“良知”说的记载。
　　其实，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顿悟，仅仅是对“致知”的顿悟，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将其误认为是对“致良知”的顿悟。
　　那么，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但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并没有明确提及“心即理”三字，而只是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可见，王阳明是明确反对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说他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即理”说。而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义，则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相近。张载曾向程颢请教关于“定性”的问题，程颢回答说：只要顺应“理”，“心”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过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颢所理解的“心”。王阳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说，认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则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要依附形而下的东西而存在，“格物穷理”乃是通过格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工夫”就可以了。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说过向心内求理，但他对“心”的工夫一样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居敬”说，其实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的实践工夫。
　　王阳明并不认同朱熹所主张的“心外求理”的观点。《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是王阳明悟出了“性即理”，这其中可能有些错误，因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应该是批判陆九渊心学的朱熹，而王阳明悟出的应该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袭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说，而是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自从王阳明笃志圣学以来，曾屡遭挫折，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悟道。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王阳明不是通过“静悟”才最终悟道的。
　　总而言之，“龙场顿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陆九渊也曾提过“心即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否是从陆九渊那里得来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王阳明论述的很多东西，陆九渊根本未曾提及过。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展开了一些争论，但那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几乎没人会去关注陆学。假如王阳明关注陆学的话，那么在他通过朱子学的方法“格物”失败之后，应该立刻会想到陆学。但是，王阳明“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想到陆学，而是强调，天分是成为圣贤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弃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转向了其他异端之学。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关注过陆学。
　　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并不主张“主静体悟”，而王阳明则主张“主静体悟”。若从王阳明的性格和体质来看，较之朱子学，他确实更容易倾向于陆学，但他对“心即理”的体悟却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得出的。
　　“龙场顿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以说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但是，这条道路绝非一条坦途，这从王阳明后来的学问之“三变”中也能看出来。
　　……

上卷
序章  圣哲王阳明
第一章  阳明降世
第二章  阳明先祖
第三章  不羁少年
第四章  五溺时代
第五章  圣学之道
第六章  倡导圣学
第七章  龙场悟道
第八章  龙场教化

中卷
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第十章    庐陵知县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下卷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第十七章  阳明苦难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第十九章  晚年思想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终章   阳明临终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附录二  阳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