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总基调”是：以“理性化”为核心框架，论述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并在现代性相关议题上，展开韦伯与马克思的对话。根据这一基本任务，《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第一，“理性化”是韦伯全部理论的总命题。借助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来解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被置于文化理性化框架之中，政治社会学被置于社会理性化框架之中。前者涉及到西方宗教的“祛魅”和现代文化的世俗化，后者涉及到现代权力政治和官僚制度。第二，“理性化”是韦伯切入到现代性问题域的基本范式。新教伦理命题的阐释与充实必须依赖于理性化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韦伯通过“理性化的吊诡”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更为具体地论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悖论，在文化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意义丧失，在社会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自由丧失。同马克思的劳动范式一样，韦伯的理性化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继承。第三，“理性化”是韦伯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和宗教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普遍概念的审视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特性（“传统主义”）不断被呈现出来，进而，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在“理性化”框架中得到极好地解答。第四，审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反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韦伯的宗教理性化视角构建了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理论，把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官僚制弊端，为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第六，揭示韦伯现代性理论在思想史中的性质。韦伯现代性理论接续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坚持悖论”的理性化理论与黑格尔一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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