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明品析丛书：道教》：
第二节 道教的鼎盛与衰落
一、隋唐时道教整体的兴起
追溯道教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时，道教已经从一个民间宗教演化为与政权发生紧密联系的官方宗教。这种态势仍然存续在隋唐时代，并且呈现出不断兴盛的局面。
道教在隋唐时期发展的整体特点是：政治地位较前代有了提高，道教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寇谦之等知名道士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修道之人在数量上呈大幅增长之势；随着信道人数的突增，道观的数量也大幅增加；道教徒纷纷著书立说。
隋唐道教出现兴盛局面，当然和道教自身根据社会的发展所做的调整有关。但是，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国家统一，国富民安，帝王宠道，臣民自然效仿。这无疑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进而鼎盛。
同时，道教的修持方法也与前朝有异。特别是这个时期不仅道教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和儒家思想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儒释道之间有冲突也有交流和融合。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下，道教通过与儒佛之间的文化交流，自觉或不自觉地汲取和融合了儒释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教义理论，尤其借鉴佛教充满义理的思辨哲学来完备自己的内炼学说；在承袭魏晋南北朝借鉴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更是进一步借助儒家精神理念来发展和完善自己，主要是要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隋朝的大一统在客观上结束了南北朝时期道教分散的局面，促进了道教全国性的大融合。南北朝时期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在隋唐得到了交流和融合，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体。
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这有利于道教不同教派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加快道教思想的一体化发展。
隋代的宗教政策对道教有着包容的精神，而且，道教徒有时被加以宠信。我们以道士王远知为例：
王远知，字广德，生于509年，635年羽化。祖籍今山东临沂，出身世宦之家。他在15岁的时候，跟随陶弘景学道，很有道学心得。学成之后，就热衷于游览天下名山。后来，归隐茅山，专心修行辟谷术和上清道法。在隋朝开皇十二年，即592年，得到杨广的赐见，很受杨广的宠信。在大业七年，即611年，隋炀帝召见他于涿州临朔宫，亲自向他行弟子礼，请教神仙之道。王远知凭借自己的仙学理论和“符命”等法术得到了帝王的赏赐和重用。
隋炀帝自己到了晚年之后，很是尊崇道教，禁止人们毁坏道观和神像等，否则就以“不道论”或“恶逆论”来处罚。不难看出，道教的政治地位已经深入到帝王的内心，帝王将相有借助道教巩固政权和追求长生不老的政治和个人需要。
唐朝在对待道教的态度上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隋朝的政策，高规格地礼遇道教徒。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在唐朝初年，南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人们很看重门第的高低，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李唐统治者为了粉饰其高贵的血统，神化其统治，就借用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大事宣扬自己家族是“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
由此可看出，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倚重道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王权，用道教来神化李氏王朝。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并不是唐朝所首创，之前和之后的王朝也都借用了道教这种稳定政治、笼络人心的作用，只是各自的具体策略不同罢了。
唐代帝王在当时的道佛之争上，往往采取扬道抑佛的政策。如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法琳生于572年，卒于640年，俗姓陈，隋末唐初佛教高僧。参与当时的佛道之争，是能言善辩的佛教卫士，被时人称为“唐护法沙门”。李世民派人追查，将法琳流放到外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客观而言，道教在唐朝并不是一直处于显赫的地位，也有过被皇室排斥的经历。最显著的就是武则天崇佛抑道的政治策略。武则天为了当上皇帝，就倚仗佛教女主为王的谶语来为自己女权皇帝增色，不过好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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