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评议灾变、朝政。石显等人进一步诬告京房与叛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他被下狱处死，年仅41岁。京房开初向焦赣学《周易》的时候，尽获焦氏的阴阳侯灾变之传。那时，焦氏就深怀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结果他的预言果然成为现实。
费直，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字长翁。仕为郎，至单父令。研治古文《易》学，长于卦筮，不著《周易》章句，只以《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等解说上、下经。因其无章句，未立于学官，仅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郑众、马融、郑玄、王弼等并传费氏《易》，其影响便取代了其他各家。
（二）东汉
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西汉的流派而发展的。其中对费氏《易》学的承传较其他各家为盛。如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等人，纷纷为费氏《易》作章句（因为费氏无章句，所以诸家各为之立注阐说），这是一派。郑玄、荀爽则是先治京氏《易》，后来参治费氏《易》，即合京房、费氏之学而统化之，这是第二派。虞翻本治孟喜《易》学，又杂用《周易参同契》的纳甲术为说，这是第三派。陆绩，则专治京氏《易》，这是第四派。可见，东汉研《易》流派，与西汉的孟喜、京房、费直之学渊源至为密切。以上所举各《易》家中，成就较大、影响较著的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年少时家中穷困，当过乡官“啬夫”，不乐意为吏。经常到学官处求教。进入太学读书，随从京兆第五元先问业，精通今文京氏《易》学、《春秋公羊传》等。又西入关求学，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研究古文经学，当时收门徒400多人；郑玄在门下3年之久却见不到老师马融，他所学的经典均是同门高业弟子代师传授。在这种情况下，郑玄仍然坚持日夜研讨经学，未尝怠倦。有一天，马融召集学生们考核讨论有关“图纬”问题，也接见了郑玄。郑玄精细辨析了这方面的疑义难题。讨论完毕，郑玄就向老师辞别，返归山东。马融对学生们喟然赞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带着他已经成熟的满腹学问东归，我的学说也将随着他影响山东的众多学者。郑玄游学10余年，回到乡里后，就聚众讲学，相随他的弟子有成百上千人。不久，由于党锢事起，郑玄的讲学被朝廷禁止，他就闭门隐修经业。汉灵帝殁，党锢之禁解除，郑玄又重新讲学授徒，门下弟子从远方前来求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权势人物何进、董卓、袁绍等先后延召聘用郑玄，礼待甚优，郑玄多以老病为理由推辞。后来因袁绍逼迫，抱病随军，乃以疾病笃甚而逝世，年74岁。作为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著述囊括各种经典，凡100多万言。在《易》学方面，他先治京氏《易》，后参以费氏《易》，创立了十四卦爻辰说，并撰《周易注》九卷。荀爽（128-190），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慈明，一名谞。幼年好学，12岁就精通《春秋》《论语》。当时的太蔚杜乔见到荀爽，称赞他“可为人师”。平时耽思经书，不事庆吊应酬，不应官府征命。兄弟共八人，人们称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来被拜为朗中，上疏指摘朝廷的政治弊病，盛称儒家礼义。奏疏上达后，即弃官归去。不久遭党锢之禁，隐居著述，积十余年研讨，遂以“硕儒”著称于世。董卓征召，想躲避而未能，被拜为平原相，旋即又追加为光禄勋，就任3日又进拜为司空：从被征命起，仅95日间，由平民布衣升至三公高位。但他看到董卓的政治日益残暴，便与王允等人共同图谋推翻董氏政权，适遇疾病深重而逝世，年63岁。荀爽的著述广涉群经、子史，共100多篇。在《周易》研究方面，他专治费直古文《易》，以《十翼》解说六十卦经义，并创立“乾坤升降”的《易》学条例。
虞翻（164—233），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字仲翔。年少好学，有高气。最初跟从王朗，后来随孙策为功曹。汉室曾召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辟，均不应召。孙权执政东吴，拜为骑都尉，常随军出谋划策。秉性疏直，经常犯颜谏争，又不与世俗协调，所以屡屡遭人毁谤。曾经被流放到杨泾县（今属安徽），后来获释。关羽战败，孙权让虞翻占个卦，筮得《节》卦变为《临》卦，虞翻判断说：“不出二日，关羽必将断头。”两天后果然应验。孙权称赞说：“真可与东方朔相匹敌。”孙权自号吴王，设宴欢饮，虞翻在席间佯醉失礼，险些遭杀。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张昭的鼻子斥道：“那些全是死人，而妄称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这类事情时常发生，孙权积怒之下，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虞翻虽然处于流放环境，却仍然讲学不倦，随从他的学生常有数百人。曾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解，特别精通《易》学，提倡“纳甲”、“旁通”、“之正”、“卦变”等条例。虞翻流放交州10余年，70岁时在该地逝世。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易学，较前代有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关键，是魏王弼《易注》的出现与盛行，从而使承传400年的汉“象数”《易》学逐渐衰亡。王弼（226—249），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少年聪慧，10余岁时，喜好《老子》，通辨能言。当时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赞叹说：“孔子称后生可畏，像这个人，真可以同他讨论天人之间的道理。”王弼为人通隽敏捷，不擅长于营求功名。好谈玄学，对《周易》研治最深。性情和顺，爱好游宴，通晓音律。平日谈论哲理，自然高拔，常以自己的长处讥诮他人，因此人们往往对之不满。正始十年（249）秋，染疠疾而身亡，年仅24岁。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书。前两种对后代《易》学影响至大。
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而独冠于世。王弼易学的势力，取代了两汉诸家易学，笼罩于魏晋南北朝之间，虽郑玄之注也不能与之抗衡。王弼的《易注》，到了唐代几乎定于一尊。后宋、元、明、清，研讨考辩王弼《易》学者代不乏人，影响迄今未衰。王弼的易学既对后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他的研《易》特点及贡献又有哪些呢？择其最主要者而言之，约有两方面：其一，扫象数，阐哲理。两汉《易》家，多主“象数”之学，到王弼时代，已经积弊至深。王弼《周易》学说的出现，则改变了一代学风。他置400年易学流俗于不顾，独树新帜，奋起矫正两汉以降“象数学”弊端，廓而清之。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张；并综合发展了前人可取的《易》说，提倡“卦以存时”、“案爻明体”、“承乘比应”、“卦主”等条例。着重从哲理角度阐说《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意义。其二，改定《周易》经传体列。《周易》经传原皆单行，后来经师为便于学者研习起见，将经文与传文合为一本并行，即为后代通行的援传连经之本。西汉初，费直治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十翼》解说经意，这是援传连经的滥觞。东汉，郑玄传费氏《易》，分《彖传》《象传》为六十四组，各附六十四卦经文之后，于诸卦《彖》《象》前增题“彖曰”、“象曰”，以别于经文。这是郑玄对费直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体例所作的修订，使援传连经的规式初成范本。至王弼继起，对经传合并本《周易》的体例更作改定。所改定的要点有二：一是，将《象传》再行离析，以《彖传》《大象传》分附卦辞后，各爻《小象传》分附爻辞后，使《彖》《象》附经更为贴近。只留《乾》卦仍依郑氏体例，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明了古本的体式。二是将《文言传》分割为两部分，各附在《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传》《象传》之后，并各题“文言曰”以标明之。经过王弼的改定，费直、郑玄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就以规范形式盛行了1700多年，至今犹然。尽管宋代以后学者力图恢复古《易》旧式，但最终也难以取代王弼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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