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结构形态的不同，必然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精神文化形态，从而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必定会要求精神文化形态之变化，以求能够相互匹配。这是因为人的活动不仅要受客观的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约束，而且必然要受思想观念的引导。人的活动是自觉的活动，是在客观条件约束下的具有主动性的活动。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制度只是限定了人们可能活动的范围，但并未完全决定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既定的条件下，人们仍可能进行多种选择。具体进行何种选择，这又是受人们所信奉的思想观念的引导的。因此，仅有特定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还不能保证非市场经济的稳定存在，还必须有相应的思想观念去引导人们的选择，这样才能为非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提供充分的保证。
所谓与非市场经济社会相应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与非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相应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要求把由这特定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追求一种这种条件下的理想状态，如果这种理想不能达到的话，也要为之提供一种无害于社会秩序的解释。在非市场经济存在的技术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对自然基本上还是一种顺从关系，靠天吃饭还是常态，这种状态便要求人们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态度。既然技术条件还不允许人们通过控制自然来满足自身的欲望，那就只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以达成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和谐关系。因此，对于非市场经济社会而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适宜的思想观念便应是敬畏自然、克制欲望的自然主义取向。而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由于只能借助于各类共同体来进行社会整合，生产出特定的社会秩序，且由于防止两极分化和消除自由竞争对维持特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便要求一种视共同体绝对高于个人，并崇尚和谐、不争的态度。因此，在这方面，适宜的思想观念便是一种崇拜群体，甚至有将群体及其代表人物神圣化的取向。此外，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由于共同体对个人的绝对优势，个人无力改变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亦由于不同阶层的不平等终难消除，便要求人民将这种状况视为命定，从而不求改变而安于命运。因此，总起来说，与非市场经济社会相应的思想观念从总体上说便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中国古代观念中持久地对于已经失去的淳朴和谐的“三代”的怀念，对于孝道的推崇；俄罗斯农民对于米尔公社的依恋，即所谓“身在米尔，死也值得”，对上帝、沙皇、老爷、公社四位一体的崇敬，如《婚札歌》中所说的，“遵照上帝的旨意，遵照沙皇的法令，遵照老爷的指派，遵照公社的决定”，都表明了这一点。
但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得精神文化的适应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裂变。
市场经济存在的技术条件是工业生产，尽管市场经济不是从工业生产发生的，但它的确自发地趋向于工业化，并且只有在工业化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稳固的存在。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其主动性，即与农业生产的依赖性不同，工业生产趋向于不断地造出更多的技术手段去支配、控制自然，使之有用于人类。这是为借助于机器手段进行生产的工业技术的扩张性所决定的。在手工劳动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是使操作工具的人手专门化。将本来非专门化的人手专门化，需要长期训练。但人手专门化指示出了一个新的可能，那就是有可能用某种机械装置去代替由于专门化而大大简化和规则化了的操作功能。代替人手操作功能的机械装置的出现，不仅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还是一系列革命的起点。这一替代首先使人体作为动力显得极不适应，于是便有了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而由动力机的发明和普及引起的工业革命，又使得劳动过程的控制功能和管理功能成为不适应的，于是又有了计算机革命，用机器的调控和管理功能来代替人脑在劳动过程中的功能。这种由其本性决定的技术的扩张l！生发展，使得人类日益在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给自然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与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相适应，必然要求形成一种人能够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样一种观念，以期去支撑人们的实际行为，赋予其行为以意义。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和意识，表现于实用性文化、日常意识之中便是一种事功意识，一种效能感，一种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而在作为理想性文化的哲学中，则是称为主体性意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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