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来》文摘：
圣人的感性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读《论语》，我们还会发现，孔子也是一个诗人。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这显然是对现实人生中某种珍贵品性的感慨和赞美。但是，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表达呢？他没有说人，没有说道德，没有说社会，他说岁寒之时——季节；他说青青松柏——植物。这是一种疏离化的表达——通过拉开与具体所指的距离，不仅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还达到了对无限内容的最大包含，更重要的是，还升腾为一种人生的诗意：用如此感性的句子，表述对人生如此理性的领悟。多么美的句子啊。
再看他讲政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大地上的政治，竟然如同我们头顶的星空，群星璀璨，而北极星明丽耀眼。他把政治说得这么美。在他的眼里，秩序就是美，美就是秩序。
仍然是用一种疏离的方式，表达最切近的意义。
再看下一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逝去的，那些不舍昼夜、毫不顾及我们痛惜的情怀和挽留的指缝无情逝去的——是什么呢？此刻，圣人之心在叹惋什么？
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生：那流逝的，不是我们的生命吗？而且，随着生命一起流逝的，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壮志，雄心，青春，朋友和亲人，友情和亲情……
哦！不能忘记《论语·子罕》篇中的最后一则：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前面四句是古代传下来的逸诗，很美，用现代汉语翻译一下，可以是这样的：
唐棣树的花呀，
翩翩地摇呀。
难道我不想你？
你住得远呀。
古人很浪漫，多情而且深情。孔子眼睛盯着这几句诗，心中默念着这几句诗，他是多么喜欢这样天真活泼的爱情啊！于是，他说，你真想他（她），你就千万里千万里地去追寻他（她）呀！嫌远，还不是真思念嘛。
这是幽默。但是，不懂诗，不懂诗人的情怀，不能进入诗歌的意境，不被诗歌中的情怀和意境感动和触动，又怎么能有此种幽默！
钱穆《论语新解》说：“此章言好学，言求道，言思贤，言爱人，无指不可。中国诗妙在比兴，空灵活泼，义譬无方，读者可以随所求而各自得。而孔子之说此诗，可谓深而切，远而近矣。”
好吧，言好学，言求道，言思贤，言爱人——随你说好了，我只是想说：夫子如此感性啊！
我们知道，老子是理性的，理性到波澜不起，哀乐不生，心如古井，冷静到冷酷，客观到旁观，抽象到无象，所以令人生畏，读《道德经》，凛然悚然。
孟子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浩然之气，充塞天地，果然一时丈夫万世豪杰，但他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不屈不挠，不枝不蔓，比之孔子，蓊蔼气象稍逊一筹，温敦气质似少三分。
孔子和老子一样，智慧幕天席地，和孟子一样，气质至大至刚。但是，比起老子孟子，孔子多了一些诗意。于是，他的世界，就多了一个维度，他本人，就多了一副眼光，一种胸襟，一种委婉，一种回旋，于是，他的人生，就有了山重水复时的柳暗花明，无路可走时的周行不殆！
《论语》中的无名氏（2）
《论语》中无名氏的言论，最打动我的，是《宪问》篇中的晨门——一个负责早晨开启城门的人：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是鲁国都城（曲阜）外城的城门。子路随孔子周游列国，有时不免回国探望和处理事务。某一次回国，晚了，便在城门外客驿住了一晚，早晨，一早进门。负责开启城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儿。”这个晨门贸然就是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氏吗？”
一句“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对孔子最精当的认知，是对孔子精神的最简洁也最确当的概括，还是对人类悲剧性崇高的最简要的说明。钱穆先生说“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论语新解》），我常常把说出这句话的鲁国晨门和《史记？孔子世家》中那个描述孔子为“丧家狗”的郑国人（《孔子家语》作姑布子卿语）作一处想，惊讶于那个时代，怎么会时时有这样的高人，于有意无意之中，说出这等形而上的高论，令人大惊失色：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一般人会觉得被人说成“丧家狗”是大不敬，即使不勃然大怒，也会尴尬非常。但是，有意思的是，这样难听的话，子贡竟然不加修饰，“以实告孔子”。而孔子闻言，竟然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不知这个郑国人是在什么样的语义上使用“丧家狗”这个词的。但显然，孔子和子贡这一对师徒，都从“丧家狗”这个比喻里，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悲剧性命运，荒诞性存在，以及——人类直面悲剧和荒诞之时的伟岸和孤高。
是的，被逐出伊甸园的人，不得不面临四面的荒凉。但也只有在此时，只有意识到自己已然丧家，必须自我看顾，人类的自我及其伟大才能够显示，人类才开始吁求自我的德性，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从中获得自尊和崇高。同样，只有意识到自己身处荒原，人类也才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回家。这里用得着诺瓦利斯的那句经典的话了：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孟子把孔子和自己这样的人，称之为先知先觉者。什么是先知先觉者？就是最先感觉到荒野上四面的寒风，惊觉已经被逐出家园的人。
其实，被逐出伊甸园也并非全是荒凉，我们也不必全然悲观。我们不是有了先知先觉者么？他们会召集我们，凝聚我们。让我们在最后看看《八佾》中的“仪封人”——一个卫国叫做“仪”这个地方的土地管理者——的话：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显然这是一个有心之人，是一个亲仁之人。他固执地要求见到从此处经过的大圣人孔子。获准见面出来后，对孔子弟子们说：“你们何必忧虑家园丧亡？天下黑暗无道已经很久了，天将会把你们的先生当成凝聚民心的木铎的！”
“何患于丧”，一般都把这个“丧”解释为丧失职位，但是——我今天就要接着郑国人的“丧家狗”，把它解释为“丧失家园”——难道不可以吗？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丧家狗”，“木铎”，这三个词，让我们从不同的维度，认识孔子，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和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温暖。
忠，还是恕？
有一次：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可是，我们知道，就在这同一章中，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他有一个“道”一以贯之，而这一以贯之的道，曾子曾经明确解释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你所不愿遭遇到的，千万别强加给别人。“忠”呢，是“恕”的积极的一面：你想要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可见，忠是积极的道德；恕是消极的道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基本内涵。
那么，为什么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在自己的一以贯之的两个字里，孔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剔除了“忠”，而保留了“恕”呢？
我的理解是：
首先，从“终身行之”的角度，“忠”是对别人做有益的事；“恕”是不对别人做有害的事。简化一下，“忠”是“做”；“恕”是“不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的只是一种品行；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需要能力的。因而，“忠”不是人人能做、时时能做、事事能做的。
“忠”和“恕”的区别还不仅在此。
“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有共同的爱好与追求。
但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
更为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忠，只是相对真理，它是一柄双刃剑，一不小心，它还会被坏人利用。
坏人假冒对我们“忠”，来代替我们选择和思想，从而奴役了我们的灵魂。
在中国古代，专制君主用暴力来压服人民，实行专制，是“强奸民意”。
用“忠”的借口，宣称君主代表人民的利益——宣称代表“集体”的利益，剥夺每一个“个体”权利；宣称代表“长远”的利益，剥夺人民当下的利益——言之凿凿，理所应当，从而让人民放弃对立而服从，叫“诱奸民意”。
强奸民意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法家的法、术、势；诱奸民意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所谓的“忠”。
商鞅指导下的秦国，李斯指导下的秦王朝，是强奸民意。
朱元璋的大明，康熙、乾隆的大清，除了强奸民意，还常常诱奸民意。
古今中外，哪一个专制君主、独裁者，不是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冒充人民的代表，来实行独裁统治呢？
他们总是有两手：强奸民意与诱奸民意。
被强奸，我们反抗。所以，我们至今痛恨二世、赵高。
被诱奸，我们往往配合，所以，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为朱元璋康熙乾隆唱赞歌。
孔子，看出了这个潜在的危险，并且，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预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恕”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正是对“忠”的片面性的纠正，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是对“忠”的历史的、现行的、潜在的罪行的控告、警告与反抗。
有君不如无君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大约五百多年后，作为商族后裔的孔子，面对已经辉煌不再的周朝，这样倾心表达对灭掉他祖宗之国的周朝的认同：“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周朝建朝之前，天下部落宗之，周朝建朝之后，天下诸侯共之；周朝既衰之时，天下文人从之，周朝既灭之后，历朝历代颂之。这样的成功，后来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超过它。
周朝的伟大，在于对社会的培育——它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商朝，其实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天下是由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部落——所谓“天下万国”——组成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叫它“部落天下”。
周朝建立之初，即打破旧有的格局和体制，把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商以来一直延续的“部落天下”打碎重铸，建立“家天下”，实行分封制。获封之人，除了少数襄助灭商的功臣、部落首领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主要乃是武王、周公的自家血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变“部落天下”为“家天下”，周天子作为诸侯国国君权力的来源，成为“天下共主”，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不仅彻底解决了部落战争问题，而且让国家权力中心得以确认，家国认同得以强化，诸侯国之间的互相认同自然实现，民族共同体逐渐显形。“家天下”还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体制和规模，奠定了天下一家的传统价值观。
与“分封天下”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是周王朝最为伟大的政治工程。礼的本质是什么？是“自卑而尊人”，周人知道了自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唯我独尊，知道了敬畏。相较于殷人，周人不仅尊天事鬼，还懂得了尊人事人，懂得了对具体的人的尊重和取悦，被尊重被取悦的人，是父母子女，是兄弟夫妻，是君臣朋友，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一切人。即使有竞夺，也要“其争也君子”。制礼作乐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人类文明的生活。做事有规矩，有方圆，文明就出现了。文明不是做事的结果，文明是做事的过程和手段；文明不是社会运作的目标，文明是社会运作的方式。礼乐，就是周人所遵循的社会生活的方式，而文明，就体现在这种方式里。
礼乐文化最后都积淀在被称为“六经”的著作里永垂后世，孔子是这样评价的——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如果说“分封诸侯”是确立天下的权力格局和框架，“制礼作乐”则是建立社会文明的运行方式。周王朝最伟大之处，不是打下江山，确立自己的统治，不是强化政府，而是培育社会，使社会有自我运行的能力。
一个社会，最终做到了其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这是何等民族气象！这是何等人类光荣！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狄有君而无文明，诸夏无君而有礼乐。周朝衰落了，周王冷落了，但几百年来，周朝积淀的文明已经变成了民族血液，有此血液，即便无君，诸夏仍然有规矩方圆。
周朝，就是给一个民族千年规矩的朝代。
周朝的伟大，不是它把自己的政权弄得很强大，而是把社会弄得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没有君主而自行其道。
孔子感叹的，就是：文明胜过政府，社会文明比政府职能更重要，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应该致力于培育健全的社会，而不是强化政府权力。一个强权的政府，不但不能领导社会，恰恰是社会百病丛生的根源。
遗憾的是，明清以来，法家思想借尸还魂，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建设强势、全能的政府，让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巨量的体制挤榨社会的所有空间，让冷酷的行政霸占所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结果是：权力膨胀，社会萎缩，政治腐败，文明凋亡，道德沦丧，人民堕落。
让我们记住周朝政治家伟大的政治良知，让我们回味孔子的深沉叹息和谆谆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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