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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44752190
  • 作      者:
    (英国)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Faramerz Dabhoiwala)著
  • 出 版 社 :
    译林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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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过,性同样有其历史。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赋予其何种意义,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对待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对于非法性行为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虽然在细微之处不无差异,但每个地处欧洲的社会都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其重要性日益突显;而如今我们对此种做法极为反感。此乃前现代与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差异。因此,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的现代的性观念,应当被视为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起源》的目标即是阐述这一革命何以产生。
  《性的起源》旨在描述性观念及性行为世俗化转变这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联系起来。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作者试图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其主旨是展现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
  《性的起源》所述的不仅在于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关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作者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在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内,社会与道德的一体化举措很容易被强制施行;而在大城市的生活则与此不同,其规模庞大,人际生疏,各种信息与观念转瞬即逝,性冒险也触手可得。这种生活对于性戒律的强制实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对于全球讲英语的人群而言,它是政治权力、文学与文化以及新观念的中枢。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社会、思想文化和性方面的新潮流,都在这儿被首先创造出来,而其影响将会遍及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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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西方的大部分历史中,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教会或国家会对违反者施予惩罚。在1600年至1800年间,这一完整的世界观被革命化的新思想所破坏,这一思想指出,成年人拥有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只要其愿意,就不能通过强制力来使其遵守道德。《人文与社会译丛·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探讨了三百年前在英国首先开始的性观念革命,如何影响了西方人的性态度,以及相应出现的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变化。《人文与社会译丛·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指出,现代性文化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并有助于创造一种新的西方文明的模式,即平等、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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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人文与社会译丛·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
  
  最后也是最显著的变化是,对于妓女与老鸨的惩处法律呈现出式微之势。直到17世纪末,对于这类罪犯的诉讼仍然非常普遍与有效。在17世纪70年代早期,首都每年可能有四百或五百名妓女在主要郊区被开庭审理,占到所有罪犯的四分之一。到了17世纪90年代,改革社团的力度更大,尤其是在伦敦城内,其每年都要使数十名妓院老板被判刑。然而在18世纪前半叶,诉讼的数量持续下降,到了世纪中叶,法律实际上已经不再处理此问题。1748年,霍尔本新来的高级警员桑德斯·韦尔奇雄心勃勃地试图恢复法律这一功能,他亲自起诉了伦敦三个名声最坏的妓院老板:“明星”妓院的彼得·伍德,“王冠”妓院的伊丽莎白·欧文以及“葡萄串”妓院的安妮·艾弗莱特,都在斯特兰德。他自己手下的小警员充当证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妓女在这一年遭到指控,其中有人还被多次指控。然而无人被定罪。
  这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老鸨与妓院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敌意。当时的流行做法是低调处理妓女自身的个体责任,而严惩背后的唆使者。首都的妓院同样被挑出来,作为抢劫、盗窃及严重不法行为的重要源头。结果就是,18世纪中叶出现了更大的努力以根除这一问题。1752年,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法案以更好地阻止盗窃与抢劫……并惩罚那些经营非法场所的人”,意在解决法律上的困难。其宣布最常见的诉讼策略不合法,并提供高额奖励,强制教区承担诉讼费用;但其效果却微乎其微。1758年,桑德斯·韦尔奇已经是一名治安法官,他对于法案甚至没能够打压“公开与无耻的妓院”而感到沮丧。也是在同一年,尽管桑德斯自己孜孜不怠,但在拥有七十万人口的整个伦敦市内,可能只有不到十或十五起针对妓院的成功行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一法案对于改革风俗的新社团而言同样失去了效用。因此到了18世纪晚期,即便还有同情者的支持,有狂热者的努力、私人
  的慷慨资助以及定制的立法,但都已无法有效地压制妓院。造成这一后果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费用。早在17世纪90年代,各种针对不道德行为的提案就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改革社团筹集并支付了高额法律费用,但它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处理每一桩案件,更不用说对其监控的所有妓院提起诉讼。多数妓女对其狠狠回击,不仅坚称自己无罪,而且还对改革者发起了麻烦的反向指控,在法律上阻碍他们,在经济上拖垮他们。相对而言,其他道德罪行的诉讼就较为容易,花费也更少。当新的改革社团于18世纪50年代晚期最早成立后,它每年能够指控六千多名不守安息日者、赌徒及酒鬼,并分发四万多本书籍与小册子,花费大约七十英镑。而当它开始参与反对卖淫后,其资金状况日益捉襟见肘。其年度支出有三百到四百英镑,而其中至少一半用来应付来自经营非法场所老板的恶意诉讼。反诉的压力
  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一新社团在1763年被打垮,当时赞善里一家妓院的鸨母利用伪证赢得了社团的惩罚性赔偿。
  因此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经验老道的性罪犯对于法律知识越来越熟悉。针对这类人群的诉讼一直以来就特别困难,而到了18世纪,胜负的天平似乎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了这些人。一位牧师在1734年抱怨,自己很沮丧地看到妓院如何通过“唆使虚假的证人,以及在庭上出示伪证”来蔑视正义。与自己的对手比较起来,老鸨们和她们的合伙人钱袋越来越鼓,操纵法律越来越得心应手。一个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律师的加入,其影响力在世纪之交就非常明显,他们在程序上向一些针对妓女与老鸨的诉讼提出了挑战。到了18世纪30年代,事务律师与讼务律师已经普遍在各类案件中代表罪犯出庭,参加审判,希望提出申诉或得到赔偿。在威斯敏斯特,法官经常为了应付妓院老板与常客对于警员的恶意诉讼而花光了钱。在18世纪中叶,甚至连妓女有时都会求助于律师,而到了18世纪末,她们中有些人对于走法律程序已经信心满满。在1791年,一名年轻女性被邓加文子爵搭上,当他们之间的交易出了问题后,她马上告他盗窃。她没赢下官司,但是这场诉讼旷日持久,进行了六个月。在早先,一个不识字的伦敦妓女因为此种事而把她的贵族顾客告上法庭,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威尔登,别名特劳顿与史密斯,当遭到盘问时,她坦率与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与职业,而她的律师是由一个理发师推荐的)。
  经验老道的性罪犯越来越喜欢打官司,这阻碍了警察与治安法官对她们的惩罚。道德改革者的行动也步履维艰,以至于18世纪30年代改革社团完全放弃了法律手段。与此同时,其他人,例如祛邪会的早期领袖们,也求助于造假与伪证的手段。总之,普通人已经很不愿意参与到道德监管之中。即使在17世纪90年代,户主们还普遍对于法律制度很熟悉,并且积极地监管妓女娼妇。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他们就变得极不情愿,因为害怕遭到辱骂,不愿承担费用,担心恶意指控。大多数受尊敬的教区居民早已不再日复一日地监督他们的邻居,他们更愿意与这类危险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公共戒律的推行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对那些名声最坏、非议最多的性罪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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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引言:戒律的文化
中世纪背景
宗教改革下的道德观
权力与惩罚
性戒律的基础

第一章 公共惩罚衰亡史
欲求完美
胜利与失败
上帝的革命
美德的社团
从业余到职业
等级制与伪善
罪与罚
法纪的终结

第二章 性自由的兴起
宗教与道德宽容
自由与良心
道德律与道德真理
自然法与自然伦理
私人恶行与公共利益
自由的盈缩
思考那不可思考的
启蒙的观点

第三章 诱奸的热潮
科学解释?
浪荡子登场
浪子与娼妓
女性的观点
新颖的看法

第四章 男人与女人的新世界
优雅与感性
自然与教养
婚姻与金钱
惩罚诱奸
一夫多妻制与人口
现代原则

第五章 白奴制的起源
卖淫与慈善
忏悔与新生
性与工作
自利与性趣
收容所之内
贞洁与阶级
解救与改造

第六章 媒体与信息
大众文化的成长
欢场名媛
印刷大爆炸
操纵舆论
私人与公共事务
声名与财富
自我推销与宣传
赞美性爱
结语:现代的性文化——从维多利亚时代至20世纪
压抑与控制
自由与平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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