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尚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卷》：
“国花”是一个国家审美趣味和社会风尚的集中体现。倘若唐代有“国花”的概念，并让全体百姓民主表决的话，那居榜首、占鳌头者非牡丹莫属。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就曾感叹：“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在隋代还默默无闻的牡丹，仿佛一夜间完成蝶变，独占花魁，受到唐人瞩目，为万民所追捧。牡丹之所以能实现这种龙门之跃，不是因为它突然之间变得更美丽了，而是唐帝国以更为乐观的人生情绪、渴求现世幸福的人生态度和重于感性享乐的审美趣味拥抱了它，牡丹也向唐人展现出它雍容华贵的姿态和气质。如果说唐人成就了牡丹的美丽和盛名，那牡丹则激活并点燃了唐人的生命和欲望。
牡丹花型硕大，呈圆形，花瓣繁复，花蕊金黄，香气浓烈，特别能给人一种富丽堂皇、欣欣向荣之感。它不像兰花那样遗世高蹈、淡泊雅致，也不像菊花那样独立寒霜、孤傲奇峻，而是表现出雍容华贵的世俗气象，特别能满足人们求富贵、盼团圆的世俗愿望。显然，只有在政治开明、物阜民丰、人心舒泰的社会氛围中，牡丹才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锦上添花地将世俗愿望和享乐情绪引向高潮。贞观之治以后，社会财富积累迅速，尤其是到了高宗、武后时期，享乐文化开始在社会上蔓延渗透，玩赏牡丹这一行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风生水起，渐成时尚。
在家国一体的封建时代，权贵阶层的私人偏好也是公开展示的对象，再加上民众对权力的崇拜，帝王将相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成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玩赏牡丹的社会风尚也不例外，武则天、唐玄宗是这一风尚背后的主要推手。唐文宗大和年间官至御史中丞的舒元舆在《牡丹赋》序言中曾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全唐文》卷七二七）如果舒元舆的记载属实，那么牡丹在唐代最早是由武则天下令从她的山西老家移植到都城长安，由此才开枝散叶，蔚成大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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