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俗时代”的开启：
超越世界及其瓦解
古典形式的道德观念，常常和一种目的论的有机宇宙观紧密相连。按照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1899—1973）的说法，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与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而言是适宜的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将人类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在“天”的统摄之下，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德性世界。依照这些思想框架和观念形态，中国人锻造出一种作为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根据这一图式，他们“不仅能按照时空来构思宇宙世界并找到身在其问的位置，而且能使人生具有一种来龙去脉的意识”②。毫无疑问，这一认知图式充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也因此构建起了一个具有德性的、与天相通的、内在超越的心灵秩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里，正是因为这一具有超越价值的象征性秩序的存在，才使得中国人摆脱了认知上的矛盾和价值取向上的迷惘。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对西方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在之后一系列对外战争中的屈辱性溃败，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问，一连串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危机，伴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开始集中爆发。为什么思想文化危机不断深化的背后，是构成思想文化核心的基本宇宙观和价值观的动荡不安？从根本上看，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的目的论宇宙观（天理），逐步被现代自然科学观和社会进化论所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因果关系支配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公理）。从此，世间万物的价值与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道德（或宗教）的超越性，而必须借助一套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和掌握的逻辑规范，通过属人的理性实践来予以证明。这一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也是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超越的价值来源，从天命、天道或是天理，转变为现实世界科学进化的公理，晚清中国从此也就进入了一个“世俗时代”。
来源于“天”的超越价值世界从此动摇，焦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一条重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道路。随着中国政局和世界形势的风起云涌，19世纪末期，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受到“西潮”的冲击和激进思想家们的严厉抨击，并成为这一时期价值批判的主要目标。康有为、梁启超等对于“君统”的攻击与谭嗣同在《仁学》中“冲决网罗”的呐喊，标志着“三纲之说”及其代表的儒家规范伦理逐渐解体。在这个历史变革的重大时刻，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再也难以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开始出现了失落与迷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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