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政府：政府改革的五项战略/国家治理与政府改革译丛》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并在充分吸收美国和国际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核心战略、后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文化战略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本书指出，再造就是创造具有内在改进动力和企业家式思维的公共部门，即创建“自我更新的体制”。书中所提供的这些战略性思维代表着政府再造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发展。

　　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在人类社会告别旧世纪、进入新世纪之际，政府组织“范式”也正在进行急剧的转变。由于“政府都面临着同样的变革压力，包括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不满的市民以及财政危机”（1996年经合组织（OECD）部长级会议总结报告），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高度集权、自上而下垄断专权的官僚体制显得过于老态龙钟、反应迟钝，在变革和创新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近年来，官僚体制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再造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新宠”。事实上，如同20世纪初公共官僚体制的确立一样，20世纪末企业化政府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代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组织范式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公共行政在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不同研究途径正是从这些变化中来研究公共行政的中心价值、主要议题，进而梳理出公共行政的本质与核心——政府职能的。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径包括“政治、法律、传统管理以及新公共管理途径”（DRosenbloom，1993）。无论是从传统管理途径还是从新公共管理途径来看，管理途径在公共行政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似成一种主流，回顾一下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公共行政的管理研究途径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政府充满着“恩赐制”，形成了用人“唯亲、唯党、唯派”的局面，“政党分肥”的选官制度导致了贪污腐败、政局动荡、政绩低劣。有鉴于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开始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职能分离来研究行政活动，“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Woodrow Wilson，1887）。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政府职能日益复杂和分化，“二分法”渐渐为人们所关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来，企业的“科学管理”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不少科学管理原则被引入政府机构，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效率（efficiency）成为当时行政的重要价值，科学管理的精神与理性的官僚体制就是其集中体现。“在官僚体制走过的岁月里，它的确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由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出现，公共行政领域又成了一个政治理论问题。在民主体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对公共控制负责任、行政机构和官僚对民选官员负责和回应（accountability & responsiveness），这对于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是建立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之上的（Wallace Sayre，1978）。公共行政是一个政治过程，公共行政官员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行政是政治中的一部分特别事务的管理或方案的执行（Paul HAppleby，1965）。在政治途径中，代表性、回应性、责任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而到了现代社会，公共行政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行政观念的现代转变体现了现代社会人权保障与社会文明的价值观，为人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生存环境。新公共管理代表着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意味着公共行政学研究逐渐转变为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为宗旨。绩效、成本—效能、顾客回应性、分权、授权、竞争等成了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与这些理论脉络伴生的就是政府改革的纷纷出台，毋庸置疑，这正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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