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
我们在浙江南部的田野调查也发现类似的现象，宗谱续修、祠堂修建，祠堂的传统仪式性、公共空间的功能以及作为祠堂组成部分的民间小庙在当地十分普遍。我们曾经站在苍南龙港镇前蝉村的杨家祠堂前的空地环顾四周，竟然每个方向都有不同家族的宗祠矗立在不远的视野之内，不夸张地讲四个家族的祠堂可谓是毗邻而建。也就是说，乡土的传统（包括家族传统）在新时期特定的形势下，被民间以创造性的方式予以回归，使之恢复了原来的意义，并扮演着新的角色。我们在浙江南部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也印证了中国农村的家族组织、仪式习俗、作为象征符号的族谱、祠堂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广泛存在，并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浙江南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活跃的地区，民众以其特有的精神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在以不同的形式卷入到经济领域活动与传统生活方式日渐疏离的同时，那些辞别家乡的事业开拓者们、那些穿梭于城乡生活的老板们，以及仍然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乃至于那些乡村基督教徒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家族活动中。而这些宗族活动在今日，已经无法用简单的恢复来描述，有些从家族制度延伸出来的价值、社会网络以及行动策略，甚至产生了现代社会市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些都使家族制度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着。经济的发展为民众得到了某种自主的空间，而家族仪式的选择性恢复，通过自己确定合法化标准，通过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民众获得了部分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从而保证了相对于政治干预、经济制约的部分自主性。我们的调查发现曾经在20世纪被作为封建遗存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过程中显示了很强的适应性，作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宗族制度不仅是农村与从农村扩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基本网络，在争取其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是人们勤劳奋发积累财富、成就事业的精神动力源泉。
家族活动的复兴，印证了金耀基在对现代化的研究中提出的文化遗失与文化重生的概念。金耀基指出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生一种'文化遗失'之现象”。他还指出，“我相信文化有遗失之现象，亦相信文化有不可能遗失之特质，并相信文化有隐退与回归，因此，我相信中国文化……或者大部分将会遗失，但有一部分，或者极重要的部分，可能反会在新知识分子的批评下，获得再生的机会。”同时，我们也从中观察到，经济发展给予民间空间，使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受到挑战和瓦解的家族制度获得重新恢复，即是遗失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再生，也要看作中国社会在急剧发展与变迁中力图找寻到平衡的支撑。费孝通在1940年代有关社会发展的论述中提到，要注意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社会平衡”则关注的是从具体的人群的生活出发，设法去了解人类如何在某地、某时维持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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