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综述
反问句作为汉语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表达方式，具有巨大的艺术表现张力和极其灵活的表现形式，百余年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及至新世纪，特别在后者，语法学界曾一度掀起研究的高潮。
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1898）在述及“传疑助字”时，作者马建忠就谈到：“其（传疑助字）为用有三：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夫拟议之句，本无可疑之端，而行文亦无句句僵说之法，往往信者疑之，而后信者愈信矣……”虽然今日术语已与马建忠所用不同，然而马建忠所云“拟议之句”正是现在所说的反问句，寥寥几句，说明了此类句子多用副词或助词以表语气以及形义相反的特点。这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语法①中关于反问句最早的研究。之后黎锦熙（1924）的《新著国语文法》最早讨论白话文反问句，他着力于“表示反诘或反推”的语气副词，并在助词部分提出了“只要求答者对于所问的话决定是非然否（或自问而不决定），有时然否已决，故作反诘……句中有否定副词‘没有’或‘不’字，就可以改作‘无疑而反问’的语气，须看上下语意而定”。黎氏语例主要涉及是非型和特指型两类。
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194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疑’和‘问’的范围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传疑而不发问的句子……另一方面，也有不疑而故问的句子……前者是测度，后者是反诘……反诘句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这样，吕叔湘从疑和问的关系上把反诘、测度与询问对立起来。后面他又说到：“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这是第一次把反问句（反诘问）放在语义系统中加以研究，也是对反问句（反诘问）最早的系统性考察。王力（1943）的《中国现代语法》把“反诘语气”作为12类现代汉语语气的一种，提出了“凡无疑而问，为的是加重语意，或表示责难，叫做反诘语气”，并针对反问句的形式提出“一切的疑问式都可以当反诘用；这是可以由上下文观察出来的”。高名凯（1948）在《汉语语法论》中把“反诘命题”与“传疑命题”并立，作为“疑惑命题”的次类，并从形式上总结了“反诘命题”的三种：应用反诘虚词的、用否定式询问的、混合式。
到20世纪90年代，邵敬敏（1996）对“反问句”专章专节进行讨论，既总结了语法学界对反问句的普遍性认识，还从语用价值、语义理解、句法结构类型、反诘程度、答语系统等五个方面对反问句进行描写和解释。这可以看成是20世纪反问句研究的集大成，对反问句研究的深化细化有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位论文也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邓晓华（2001）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角度，运用会话含义和转喻认知揭示反问句语用含义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为反问句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刘瑛（2002）通过对现代汉语反问句一个具体的类型——借用正反问形式的反问句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其形式方面的特点、独特表达功能及其表达肯定或否定倾向的各种原因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叶建军（2002）系统研究了《金瓶梅词话》中反问句的结构类型和语用含义，特别指出了特指问形式反问句的显著特点，总结出六种语用含义，并试图理清语用含义与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对近代汉语反问句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肖治野（2003）以“怎么”反问句为研究对象，通过变换和替换从结构、语义、功能等角度对8种类型“怎么”反问句的反问度及其中“怎么”虚化情况进行考察，并探讨了表方式的“怎么1”与表原因的“怎么2”虚化程度差异的根源。杜宝莲（2004．）从否定词的功能出发，证明反问在功能上与否定词具有一致性，并从意义、形式和标点应用等方面加以验证。作者还探讨了不同反问句式否定功能的实现机制。刘娅琼（2004b）结合问卷调查和语音实验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反问句的性质、认知度、声学特征、语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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