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讲述了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经学教育家。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继承了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围绕经学研究，遍注群经、诸子，在校勘、训诂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又归纳总结古代汉语的内在规律，发明古文“文例”88条，从而开汉语文法研究之先河。

　　俞樾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校勘、训诂群经、诸子，能尽可能摆脱具体的学派立场束缚，并冲破古人的注疏重围。他以“声义相通”的方法，根据可靠的材料和文章的内在逻辑，订正、训释古籍中的语句、文字。这是对乾嘉汉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重视以“文法”、“文例”治群经、诸子。前人对古汉语文法虽也有零星论及，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所作《经传释词》，亦可说是对古代文法的一次总结。然王氏父子和以往其他经学家，大多局限于古文词汇。到了俞樾那里，才触及到古人遣词造句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法规则。他既对古文文法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文法自然成为他治群经、诸子的一大法宝。其二，俞樾特别重视“以疑存疑”。与乾嘉汉学家相比，他具有较突出的怀疑精神，注重提出新的见解。他一旦发现某一材料用前人的观点无法解释，便往往据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因而，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往往有之。这从正面立说的角度来说，似乎显得不太严谨，但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传统观点中存在的问题，亦自有其价值。其三，俞樾虽是汉学家，但在“主义”上却倾向公羊学。他吸收并发挥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以此解说《公羊春秋》，还以此指导对其他经传的训释。因此，他的学术成就虽体现在汉学方面，但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相比，又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公羊思想的汉学家。其四，俞樾并不象乾嘉学者那样，专注于文字考据而逃避现实政治。他虽很少直接谈论现实政治，但治学思想则颇能适应当时的学术发展潮流。他的经学研究除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之外，还鲜明地体现着“通经致用”和“会通融合’’的时代特征。

　　第一章充满危机的晚清社会与俞樾生平

　　俞樾于1836年被取入县学，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从这年到他去世的1907年，长达整整70年，与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大略相当。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与他所处的这种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就总趋势来看，他所经历的这70年正是外患频仍、内乱时作、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与撞击的时代，清王朝的统治乃至整个封建制度都处于日益加深的危机之中。但就一定时段来看，俞樾学术活动的颠峰时期又正值清王朝的统治由内外交困的局面转为相对稳定的时期，清朝统治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所谓“同光中兴”局面。这些因素对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俞樾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位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文化活动又反过来对这一时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节晚清社会及其文化学术走向

　　18世纪末，清朝的统治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各种社会矛盾潜孳暗长。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次历时近10年的大起义及稍后的天理教起义虽然都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引发这些起义的诸多矛盾却无法消除。龚自珍所著《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深刻地反映了这次起义之后至鸦片战争前夕的社会状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好比“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真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为此，龚自珍呼吁统治者“自改革”，然病人膏肓的清王朝没有也不可能对这种改革呼声作出反应。

　　正当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大。尽管清朝统治者在禁烟运动乃至鸦片战争之后都未曾明白意识到这种威胁的到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实已悄悄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不仅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和东亚的“宗藩”秩序，甚至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这种矛盾最初似乎仅限于中外间的礼仪之争和贸易之争。后来，鸦片走私成为这种矛盾的最突出表现，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最终使这种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次战争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遭受了惨败，且不得不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尽管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部分都把该条约错误地当成“万年和约”，幻想通过这一纸和约将中外矛盾划上句号，而事实上它仅仅是拉开了近代中外矛盾的序幕而已。

　　刚一进入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矛盾便开始了总爆发。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太平军的北伐军队还一度攻至北京附近。而正当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国再次遭受英、法等列强的侵略，英法联军最终攻入北京，烧毁了圆明园，“万年和约”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咸丰皇帝忧惧以死，清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自身的局限，这场运动虽扫荡了清王朝内部严重腐朽的官僚集团，摧垮了清王朝赖以依靠的八旗兵和绿营，却并没有最终推翻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战争的结果仅仅是促成了清王朝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统治成分的更新。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由于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阶层内部便有一部分头脑较清醒的人士，起而要求兴利除弊。他们以“经世致用”相号召，因此被称为“经世派”。随着湘军集团的崛起，全国各地特别是湖南、皖北、苏北的一大批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士，纷纷聚拢到曾国藩周围，成为一股维护清朝统治的强大的社会势力。这些人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原有的权贵势力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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