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组规划对话
比希瓦普利亚•桑亚尔 劳伦斯•J.韦尔 克里斯蒂娜•D.罗珊
本书致力于理解加强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的核心情感和感觉，并引发对该领域过去一百年间的进化的讨论。我们将这些讨论概念化为“规划对话”，以都市历史学家罗伯特•菲什曼在其关于“都市对话”的文章中最早提出的一种学术调查类型为基础（Fishman，2000）。本书中的对话是一种专业对话形式，由参与塑造都市及区域规划领域进化过程的四个关键问题讨论的学者进行：为什么说有些地方更适合居住？
哪种区域管辖结构既有助于经济增长又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哪种治理方式对创造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必要的？提高城市及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哪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诚然，这些并不是过去一百年间许多影响了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轨迹的人士所关注的全部问题，本书也并非要在世界各地规划事业详尽历史性描述的基础上给出以上问题的确切答案。本书所包含的对话专注于作者（学术观察者，有时候也是实践者）自身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这些人士的思想可以引发更深入的探讨，进而丰富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知识。
感谢相关人士对这一领域历史演变的记录（Ward，2002；Hall，1998），这些研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关于规划对话地理经度的考量。这些跨越千山万水而进行的对话，通常包含对规划理念不同形式的引用，有时是原汁原味的，但更多时候是经过筛选和综合的。正如斯蒂芬•沃德（2002）所观察的，有时规划理念从一种背景转移至另一种背景，并由独裁方式强加（殖民主义和战后重建事业的背景下），有时候以更具商谈性和竞争性的方式展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有时候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展开（如欧盟或全球环境峰会）。但通常而言，专业对话很少是参与者的平等对话。各种偏见、倾向及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影响了观点的传达。本书作者们考虑了规划对话中的不平等因素。他们往往非常关注对话受支配性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影响程度。
在描述规划理念进化的时候，我们并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正如彼得•霍尔编著的《明日之城》（1988），我们也不局限于西方国家的物理式规划。我们的探究方式具有解释意义：我们探寻对话的精髓，无论其来自哪里，通向何处。许多对话源自西方，但后来跨越地理界线，从高度都市化国家流向新型都市化国家。我们对于全球范围内这种对话的理解并未涵盖所有。我们让对话参与者讲述自己对于为什么集体谈话的一些元素保持下来，而另一些则渐渐消亡的理解。
由于大部分对话参与者是在美国或加拿大规划项目任教的学者，其理解受到“本国”对话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规划对话的重建中产生的是，美国机构（如大学）在塑造规划理念方面的主导作用，尤其是过去五十年间。这一点确实不仅限于城市或区域规划领域。《时代》周刊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在1941年杜撰了短语“美国世纪”，来描述并预测美国机构在科学、技术、商业甚至政治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Evans，Buckland & Baker，1998）。虽然本书的作者们承认（有时是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主导性规划理念出现在美国并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他们对于规划对话是否影响规划结果以及影响机制的理解有所不同。
然而，这一过程备受争议，同时无法预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规划对话基本不是均质的或支配的。关于实质性规划问题和程序上规划问题的争论有很多，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争论的清晰解决方案却很少，甚至没有。这是规划对话而并非规划学说更好地掌握了进化过程本质的原因之一。这也肯定了，规划领域中存在诸多争论，一些支配性的关注点已经阻止了对话的简化。我们指出了丰富对话又塑造进化过程的四个主题。这些主题是有影响力的规划理念：它们集中于地点的宜居性，各空间尺度上区域性的治理，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等关键领域之间的职责分配，专业权威的效力及适当运用。
本书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对话的本质及作用。这些想法从何而来？由谁提出或引入？如何在规划师中流传？是否有人对这些观点有所质疑，如果有，为什么？外界的质疑是否改变了这些观点，或引起概念感染力的复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阐明观点、制度，以及世界各地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是怎样塑造了规划对话的。这些分析还将揭示论证的核心观点和主导模式，标示出这一相对于法律和医药领域更为年轻的规划领域。规划师的这些关注、担心、希望和愿望影响着其专业行为的意向性，故而有助于划定其专业使命的界限。规划对话并非简单的谈话。我们试图探索自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以来，规划师的意图是如何进化成现今的专业程度的。
这些问题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DUSP）的兴趣，因此我们邀请了十几位著名规划学者帮我们确定关键的规划理念。这些个人观点又揭露了规划领域更多更长的对话，最终形成了本书文章中的模样。我们将此次讨论作为2008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以纪念这一世界最早最大规划项目之一的七十五周年（该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全球的规划事业，而不仅是美国的）。我们推测，许多DUSP成员，如凯文•林奇、劳埃德•罗德温、约翰•特纳、丽莎•皮蒂、伯纳德•弗里登、劳伦斯•萨斯金德及唐纳德•舍恩，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对规划对话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想要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这些个人能成功塑造规划对话，DUSP如何继续在推动这些反映了我们的信念、感情和智力同情的规划对话中发挥作用。我们还想更广泛地去探索城市规划核心长期存在的主题，以阐释这些主题在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是如何继续影响城市区域的。文章根据在规划领域产生持久对话的四个主题进行组织：宜居性、区域性、治理、反思性实践。这些主题并不能包罗万象，但希望可以引发关于其他规划对话的类似讨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进化过程。
宜居性一直都是规划师要考虑的一个核心要素：建造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地方。区域性这一概念由约翰•弗里德曼和克莱德•韦弗（1979）在有关区域及欧洲和北美区域性特征的书中提出的。人们对一个地方有怎样的感受、记忆和保护措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城市内及城市之间的区域意识。本书专注于地方区域，承认20世纪20年代城市之间的规划对话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本书第三个部分专注于治理。我们所谈的治理含义更广，从美国进步时代出现的城市规划和治理问题，到近来将好的治理视为新型工业国发展前提的观点。本节的文章解答了规划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治理在创建地方、管辖地域，以及支持新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第四部分讲的是关于规划实践类型的观点，尤其是专业性反思的必要性（这一观点由我们后来的同事唐纳德•舍恩引入规划对话中）。这四组规划对话（分别关于宜居性、区域性、治理及专业性反思）共同描绘了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城市化、市郊化、工业化及去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区域规划师所关心和争论的问题。
宜居性的理念
对于一个致力于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居住地的专业来说，宜居性长期以来的主要关注点包括城市密度，不同土地使用安排之间的界线划定，以及建筑环境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都市区域划分的概念，这一概念自城市化早期以来就推动了规划对话。然而，都市区域划分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是源于规制实施的反应性实践，作为一种实践，它还反映了空间谱系和社会分隔更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探索那些既引发了区域划分等工具的出现，又促进了前沿性规划措施的兴起的观点和理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前几章对规划师如何解决宜居性问题，近来重塑城市和郊区关系的努力，以及可持续性运动的历史给出了历史性描述。
加里•哈克在“塑造城市形态”中再次谈到了关于城市为何要发展的功能理论，以及城市应如何进行规划的规范理论。他考察了控制城市发展工作的悠久历史，并表示规划师关注城市形态是因为这会影响人们关于生活方式、社会资源配置、基础设施供给和维护，以及公民认知和价值的个人选择。通过追溯从7世纪麦地那到19世纪欧洲再到现今人类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哈克发现，绿化带这一概念尤其容易传播，成功的适用案例便是遥远的首尔和圣保罗等地。在美国，绿化带被重新定义为城市发展的界线或边界。最著名的美国案例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73年，俄勒冈州立法机关要求所有城市制定城市发展边界。但这种边界的设定遭到了严峻的政治抗议，即使在波特兰也是如此。哈克表示，有能力治理这些边界的机构没有进行合理的治理，同时又受到开发商强烈的政治施压，美国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有限。
哈克之后探讨了加拿大（美国主要的城市区都有一个市级政府）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是否比美国更为成功。他发现许多关于绿化带的相同规划对话。比如，在渥太华，绿化带出现得就比较早，在1950年，但之后却逐渐被忽略。相反，温哥华过去三十五年间在控制农业与城市土地发展平衡方面就很成功。多伦多也力排众议，建立了长85英里的区域绿化带。哈克认为，绿化带的力量在于其适应性。绿化带保护了乡村和农业土地、食物来源及农耕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的安全屏障。绿化带的概念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有着不同地方和国家政治制度、地形、资源可用性及当地利益群体构成的城市。对各种区位和政治条件需求的适应力是其成功的关键。
关于如何控制城市形态的理念，也根据地点和所面临挑战的变化而变化。哈克预期，气候变化使得城市要减少碳排放，故而将继续影响城市形态相关的规划对话。规划师明白，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密集，他们将想办法减少交通运输公里数。实际上，许多城市目前正在实行以交通为本的发展政策，将高密度发展集中于交通枢纽区。他表示，纽约的规划和伦敦的规划是重要的正确措施。他赞颂了温哥华在201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中对公共交通的重点投资。哈克预测，这样的措施将会影响城市形态，并增加规划师和市民对规划作用的信心。换句话说，虽然控制城市密度一直以来都是商谈的主题之一，但气候变化可能为对话引入一种新的基本原理。
接着，在第三章，罗伯特•菲什曼探索了新城市主义的理念，这一术语在20世纪后期被提出，源于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的早期观点，并与简•雅各布斯关于混合用途城市活力的观点相连。菲什曼认为，一群局外人（主要指的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建筑师）复兴了花园城市运动中许多被遗忘的观点，并将这些旧观点重新引入了同时期的规划对话中。
雷蒙德•昂温在1991年的“花园郊区”观点，最初构想是为了通过战略性分散来解决城市拥挤问题，现在用来解决相反的问题—城市扩张。为了控制人口扩散地区的扩张，花园郊区以双胞胎的形式再度重现：源于以交通为本发展模式的西海岸形式和以新传统城镇为特点的东海岸形式。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规划理念，其力量是复兴了规划传统中被忽略的主题，如电车郊区，并将这些主题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办法。在此情况下，西海岸新城市主义杜撰了新术语，以更新过去关于围绕交通便利性组织步行社区的对话。
在第四章，蒂莫西•比特利追溯了可持续性理念的历史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启示。这一理念的出现是为了衡量如何最优地开发世界资源。比特利指出，吉福•潘绍等早期可持续性倡导者将其定义为合理使用并治理自然资源。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根本不属于城市概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活动家、组织及创新举措改变了这一概念并推动了其传播；做出贡献的人士包括蕾切尔•卡森、卡尔顿和杰瑞•雷、格罗•布伦特兰、达纳•梅多斯、威廉•里斯。结果，人们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逐渐提高，更清楚在促进可持续性发展中城市需要做出的改变。
可持续性问题不断进化，比特利认为：“它是关于城市和建筑环境的，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及生态问题；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并贯穿到了文化意识中。”他指出，可持续性的大部分问题是从底部向上运行的，不仅仅限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专家的对话。即使是可持续性的相关词汇和语言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概念已渗入规划师思考世界的多个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建造形态对可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同时，人们对建筑种类是如何影响城市主义的也有越来越大的兴趣，思想者和实践者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包括威廉•麦克唐纳、理查德•雷吉斯特、亚尼内•班娜斯、托马斯•本德及加里•劳伦斯。主要城市中越来越多的草根机构参与到可持续性举措中，这也影响了当代的规划对话。如马霍拉•卡特、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及纽约规划的所有证据显示，现在可持续性在关于城市和区域设计治理的对话中普遍存在。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仅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城市的。现在，比特利指出，全球可持续性对话已经“转向城市”，“广义的可持续性目标和愿望转换成了有形的物理和社会成果”。关于城市可持续性的对话涉及经济城市的空想观点、生态城市模型、绿色规划及城市花园化。2005年出台的美国市长的“气候保护协议”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这些城市纷纷制定了由政府支持的可持续性规划，标志着对城市发展新方案的有力举措。可持续性城市运动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伙伴形成了重要联盟，融合了绿色和社会正义两方面议程，因而建立了社会可持续性的新联盟。这也影响了城市设计的新方法，很明显，可持续性的理念现在已成了大部分规划对话中的关键概念之一。
区域性的理念
解决人类居住问题应以怎样的适度规模进行？这一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规划对话中一直比较活跃，形成了关于区域主义和都市主义的大量文献，引起了近来关于区域竞争的争论。本部分的各章是关于区域发展规划、都市主义及区域竞争，突出了参与对话的规划师的共识和分歧。一并考虑，这几章内容追溯了区域性理念的进化历史。然而，更重要的是，还描述了在恰当治理机制缺乏和全球投资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规划师在实施创新举措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第五章，迈克尔•泰茨认为，区域发展规划的概念吸收了根深蒂固的思潮。他追溯了18世纪欧洲及北美启蒙运动以来这一理念的历史。泰茨认为，理性的利己主义和社区归属感的需求之间的冲突，是规划职业得到证实认可之前规划对话的一个特点。区域的概念涵盖了这种二元性。泰茨将区域主义理念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乌托邦时期，19世纪中期到1930年；（2）英雄时期，1930年到1945年；（3）发展时期，1945年到1985年；（4）全球时期，1985年至今。泰茨提出，纵观这四个时期，这一理念的历史是一种连续的历史变化，尽管不时会有特殊的思想家和事件出现成为其标志。他总结说，虽然区域规划现在似乎是处于低潮，但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弹趋势，不应该被视为遗弃的部分”。
在第六章，罗伯特•亚罗考察了美国都市主义和区域规划的起源和发展。亚罗将都市主义定义为大城市经济体超越政治辖区进入周边区域，成为更大区域地带的一种意识。亚罗采用了美国最老的独立区域规划机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的案例，探索了这一规划理念在反城市主义、联邦主义、地方主义及城郊划分等反对意见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他描述了各种规划举措如何最终克服有力的思想传统和政治倾向的反对，其中一些规划举措现在正流行在美国的多个方面。他认为，都市主义的概念是由RPA及其前身（纽约及其郊区规划委员会）启发并形塑的。亚罗写道：“纽约一直都是城市和大都市发展和规划的先锋，因为纽约的城市问题出现得比较早，规模比较大，需要在都市层面进行解决。”在许多情况下，RPA规划和行动中出现的创新举措启发了世界各地相似的思想和行动。
亚罗描述了RPA完成于1929年、1968年及1996年的区域规划，来说明都市主义的理念是如何影响规划师的。这三项规划均涉及广泛的问题，包括交通运输和移动性、城市形态、经济机构、环境及开放空间保护、住房、社会公平，以及劳动力技能发展。亚罗考察了这些规划是如何塑造规划实践和理论的，之后探究了都市规划目前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RPA既影响又反映了纽约、美国和全世界城市规划师和理论家的观点。”这是对地方在城市层面上的规划实践的乐观评估。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也可以从规划师的角度来考虑（Harvey，2006），且这种思考是在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缺少恰当规划机制（将削弱全球化对国家和地方带来的利益）的背景下出现的（Soja，2000）。关于规划的有效性和解决当代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的争论，为考察规划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角度。从这些争论可以看出，规划理念并不总是共享的，且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然而，通过对话，规划研究和实践在不断进化，以更好地应对城市和区域问题。
在第七章，尼尔•布伦纳及戴维•瓦克斯穆特一致认为，规划是有局限性的；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规划尚不能将私人投资转化为区域收益。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将这一不良后果归因于区域竞争概念的盛行，这一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一直流行于规划领域中。二人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区域竞争就逐渐变成了地方经济发展主流措施的主导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是基于一种假设：区域，无论国民经济、地区，还是城市，都要通过竞争来吸引流动的资本投资。同时，各种机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也要建立可以吸引私人资本的、定位清晰的社会经济资产。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研究了这种假设的概念血统，评估了其有效性，并探索了其对旨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下区域规划的历史性分析，作者探讨了为什么之前的“平衡城市化”和“内生增长”政策最终被遗弃，规划师转而重视区域竞争。
接下来，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总结了同时期的规划举措并评估了区域竞争理念激发的政策，尤其在工业化国家。二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竞争力的重视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后凯恩斯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变，以及世界经济地区间关系新自由化的加深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断言，强调区域竞争力的观点基于有严重瑕疵的思想假设，且最初是为了制造意识形态神秘性的。这没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反而使正在进行的资本重组进程变得混乱，并导致了不连贯性、浪费或自相矛盾政策的形成。在区域竞争力影响下，这种政策被广泛采用，这影响了那些想要采用其他政策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城市和区域。由于城市间系统的大部分聚居地采用了区域竞争力倾向的政策，决定不采用类似政策的聚居地则遇到了很大了阻力。本章探索了逃离这种“竞争力陷阱”的可能路线，以作结尾。
治理的理念
国家、市场机构和公民社会在支持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应发挥怎样的适当作用？这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活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理论上可以视为一种治理。这一问题早在17世纪就已经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Blockmans & Tilly，1994）。19世纪初这一问题进入了欧洲规划对话中，19世纪70年代进入了美国规划对话，到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了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Friedmann，1987）。三个范畴内的规划对话分别有各自的变化和进展，但到21世纪初的时候，变得基本相同（Wade，1990；Walzer，1995），像所有规划对话一样，关于治理的探讨受到其他学科概念，以及战争、市场萧条、去殖民化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抗议等历史性事件的影响（Unger & West，1998）。一点也不奇怪，这些事件在不同的规划环境中对规划实践有着不同的具体影响（Berger & Dore，1996），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当代事件集聚了关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应有作用的观点（Stiglitz，2006）。用治理来指代这种三方关系标志着规划对话的集聚作用（Danson，Halkier & Cameron，2000）。连同其他一些概念，如公私合作、分散化发展和城市治理，治理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自1989年共产主义瓦解之后开始增加（Grindle，2007）。本篇用四章分别讲述了城市发展、公私参与、善治和自住住房，旨在了解关于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在城市、区域和国家层面作用的规划对话的变化本质。
在第八章，穆罕默德•卡迪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发展是源于西方的观点，而且20世纪60年代对话从城市规划向城市发展的转变也是由西方规划师引发的，这些规划师认为传统的蓝图不能有效地规划西方城市。这一观点之后经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传播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在殖民统治早期，西方政治力量被直接用来建造各个殖民城市，与之相比，20世纪60年代源自西方的新思潮乍看之下没那么大的权力性，但极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规划实践。卡迪尔认为，西方国家关于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问题的建议缺少一致逻辑，因为这一建议随着西方规划师解决自己城市问题观点的转变而定期转变。
依据卡迪尔的分析，规划对话不能随着规划环境的改变而做出调整。而优势理念—最早源自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源自美国—是由资助这些理念实施的机构强加于人。卡迪尔对源自西方的优势理念的这种转变给出了诸多例子：在社会科学驱动下，城市规划从以建筑和工程为基础转为以政策支持为基础；社会政策与实际规划的混乱并置，如美国模板城市项目中的；简•雅各布斯“宜居社区”理念的转移；公私合作的理念；世界银行近来极力推广的理念：城市规划要减少市场管制，使私人机构“能够” 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相似地，认为“公民社会”、“自助”及“社会资本”对“大城市”（西方国家杜撰的另一个词汇）治理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理念变得越来越普遍。关于大城市，卡迪尔说，西方国家关于城市的建议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控制城市规模，到改善贫民窟和寮屋，再到现在的通过“好的城市治理”来实现大规模城市群收益。这种政策变化使得卡迪尔对西方国家就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问题所提建议的精确性和相关性很挑剔。他预计，关于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新一轮思潮将很快从西方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本章的主旨是，西方观点控制了发展方向。卡迪尔所暗含的观点是，呼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本地规划师能有更大的学术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立场得到了宏观经济学家而并非城市规划师的一些关注。以劳尔•普雷维什（1984）为开端，包括同时期的丹尼•罗德里克（1999）等经济学家，一些人明确表示，西方关于经济增长的正统理论的侵入减缓了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然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平稳，这些国家采用了自己独创的非正统政策（Tendler，1997）。从城市层面来看，也有成功的本土规划举措的迹象；尤其具有启发性的是杰米•勒纳在巴西库里蒂巴的规划和城市设计干预（Rabinovitch，1996）。相似地，有迹象显示，印度的一些城市，如艾哈迈达巴德和海德拉巴，能够独立地制定良好的城市规划方案（Misra & Misra，1998）。这些城市并不是抵制外来观点，而是通过修改使其适应本国具体国情，这往往会出乎意料地形成一些新的方法（Borja et al.，1997）。从这些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规划师可以保证其各种理念的有效性，包括那些外来的理念。
在第九章，琳内•萨加林探究了其中一个观点— 公私合作（PPP），这一观点源于美国，之后传播到诸多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萨加林专注于美国规划对话和实践理念的影响，但其批判性论证也与发展中国家相关。如她所言，PPP被视为为城市发展（单靠政府力量无法实现）吸引私人资本的有效途径。萨加林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PPP不断增长的利益视为“在直接政府活动既需要政治乐观的庇护，又需要大量资本资金的时代改革城市治理”的渴望。萨加林认为，强调PPP往往就是在极力号召改革盛行的政策领域。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口号的盛行中看出：“合作进步”、“基础设施新框架”、“经济现代化工具”、“促进城市环境危机的缓解”，以及“应对投资困难”。
从宜居性到区域性，从治理到专业反思性实践，本书为我们证明了熟悉且基本的规划理念如何及为何创造了不同。这些文章所提供的不仅是关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概述，而且是极具价值的知识导论。
——约翰•福里斯特（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教授）
所有的论文作者都在事实上采用了历史的方法，为过去百多年来北美*为重要的一些规划对话提供了关键的视角……《关键的规划理念》将成为几代规划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约翰•弗里德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区与区域规划学院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