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
下过几场大大小小的雪后，厚厚的日历，一页一页越翻越少了。
盼着盼着，年，终于陕来了！
小时候，每逢过年，记得差不多都是从卖猪开始的。
那往往是刚进人腊月后不久的某一天。
这天的早晨，爹和娘起得比以往要早。他们脚步轻快，心情愉悦。我和弟弟妹妹们趴在暖暖的被窝里，瞧着出出进进的爹，还有出出进进的娘，感觉屋里的空气似乎都一下子轻盈了起来。
可不是吗，要卖猪了呢，今天，我们家就要有一笔一年之中最大的收入了呢！
爹从院大门门洞里推出独轮车，给独轮车打好气，找出油壶，冲轮轴上“咕嘟咕嘟”打油，摘下上房房檐上挂的绳子，放车上，紧一紧系在腰上的围脖，到我大爷家去，让我大哥、二哥吃了饭过来帮个忙——绑猪。
娘顶着那块蓝花头巾，忙着拉风箱“呱嗒呱嗒”做饭，给猪破例煮一锅稠稠的地瓜粥，凉在盆子里。
饭还没吃完，大哥、二哥就来了。娘赶紧放下碗，用一根手指头试试凉在盆子里的粥，然后舀到猪食槽子里让猪吃。
猪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食，自打春天还是十几斤的猪娃时，被娘从集上背回来，顿顿不是草就是洗碗水刷锅汤，这回吃得特别香，槽子里含一大口，“吧唧吧唧”嚼着，不待“咕噜”咽下去，插进槽子里的嘴就又是一大口。毛茸茸的一双眼睛，看着娘。
娘摸摸猪的背，手指当梳子，梳梳猪脖子上硬扎扎的鬃毛，把盆子里的粥刮擦干净，都给倒上，一点儿也没剩。
不多会儿，猪吃好了。
爹、大哥、二哥抓住猪的后腿，把猪放倒绑起来，弯腰憋红着脸抬到独轮车上。我赶紧扶着车，坐到另一边的前头坠偏。爹架起独轮车，娘把已拴在车前头的绳子拾起来放在肩上拉着，我们向收购站走去。
天灰蒙蒙的，一呼吸嘴前一团白白的热气。出村后。地里还覆着雪，白白的雪被下，麦苗正做着甜甜的梦。
远处的村子里，有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即将到来的年的声音，也是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声音。
收购站在镇东的河边上。老远就看到了河上飘起的热气，听到了河水的喧响。
这条河是打南边来的，拐个弯后，悠悠地向北而去了。夏天，河两岸是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叶子相互触碰，“刷刷”地响。里面，各种野花儿竞相绽放，是小鸟们的天堂。
收购站里已有很多很多卖猪的人，拉着地排车的，推着独轮车的，都有，他们排成长长的一条队，都延伸到了外边那条东西向的沙土路上。
是呀，紧算慢算还有二十多天就过年了，谁不想赶紧把猪卖了，去置办年货呢，那可是浓郁的酒，喷香的肉，光鲜鲜的新衣，红艳艳的头绳，脆脆响的鞭炮呢！
紧挨着过磅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栅栏，老大，圈着好多收购进去的猪。黑的、白的、花的都有，有的趴着，有的站着，有的走来走去，不慌不忙、十分悠闲的样子。
收购员戴着蓝套袖，耳朵上夹着烟卷，忙得连说句话都顾不上。
随着队伍不断向前移动，慢慢地，轮到我们了，爹和娘把猪推到磅秤旁。收购员摸摸车上的猪，看大小、肥瘦，准备定级。猪越肥，定的级越好，卖的钱越多。
爹和娘都笑着，看着收购员摸猪，谦恭而又小心地等待着。
收购员说了个级，征询地看着爹和娘，意思是要是不同意，可以不卖，再推走。
爹立刻同意了。这是个挺不错的级，符合他和娘来之前的预想。
别的几个收购员立刻过来，帮着父亲解绳子，把猪抬到磅秤上一个专门过磅的木托里。
收购员抹抹秤，报了斤数，在磅秤顶上用圆珠笔开票。
他们在猪屁股那儿的白毛上剪上记号，放进木栅栏。
娘跟过去，抓着栅栏，看着我们的猪。我们的猪也回过头来，看着娘，依依地，不肯往深处走。
爹拿着票，到旁边一个平房窗口，排队弯腰递进去，等待里面算盘响过，把盖上章的票递出来，再到另一个窗口排队，领出了钱。
我站在独轮车旁，看着车。
爹过来了，喊了几声娘，娘从栅栏那儿走过来，不停地回头瞅着我们的猪，接过爹递给她的钱，点两遍，从棉袄内兜里掏出包钱的那块旧手绢，包进去，揣好。
爹架起车，我们往回走。
没有了猪，独轮车轻快了。我骑坐在独轮车中间凸起的那道脊梁骨上，一口一口，吃着一串爹刚给我买的又酸又甜的糖葫芦。
爹和娘商量着要给我们小孩子做新棉裤、新棉袄。过年了，有钱了。娘说，明天她就到商店去买布。
爹一声声“嗯”着，听娘说。娘说话，爹要同意，都是说“嗯”。
他们边说着，边往前走。
过会儿，娘又说：“要不再给顺子买顶帽子吧，他都给我说过好几回了。”顺子是我。娘说的帽子，棉的，电影上八路军戴的那种，灰色。我一听，立刻扭头瞅爹。爹说：“嗯。”噢——答应了！我心里兴奋不已，如同冬日的某个早晨，起床后忽然发现院子里已落了第一场大雪般惊喜，因为我们小学有一个同学就戴着一顶，非常漂亮，我羡慕极了。
过年我也能戴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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