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约翰·格里森姆（1955—   ）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

1981年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而后在密西西比州执业近十年，专长于刑事辩护和人身伤害诉讼。1983年当选为州众议员，任职到1990年。

自198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杀戮时刻》以来，约翰·格里森姆每年出版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在全世界销量突破三亿册，长期居于《纽约时报》畅销榜前十名，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其中九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

曾获英国图书奖终身成就奖（2007）、美国国会图书馆创作成就奖（2009）和哈珀·李法律小说奖（2011，2014）等奖项。

 

【译者简介】

于霄

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律师。译著有《在世界与我之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和《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等。

  Netflix根据本书制作的同名6集纪录片于2018年12月14日播出。罗恩?威廉森曾是前途无量的棒球明星，却被制造为杀人犯。罗恩1953年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埃达镇，当他因棒球事业受挫而不得不回到家乡后，岁月对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1982年，一个年轻女孩遇害，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警方联手将他定罪，他在死囚区惊恐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被夺走了一切，仅存的是家人的支持以及无法证实的真相：他是无辜的。这个真实事件中极为沉痛的一点是，威廉森是一个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这意味着他对现实缺乏正确的认知，但即便在失去理智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监狱昼夜不停地呐喊自己无罪。

  《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评价本书：正如杜鲁门?卡波特在《冷血》中所做的那样，约翰?格里森姆在《无辜的人》中通过小说家的眼睛重新打量一系列复杂事件。格里森姆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访问威廉森的家人、棒球教练、和他一起入狱的朋友，以及冤案涉及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有十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格里森姆试图揭示出一幅误判的图景，在美国，每个州每个月都在发生误判，原因大同小异：侦查工作不当、垃圾科学、说谎的目击证人、不负责任的辩护律师、傲慢的检察官。世界各地的读者之所以关注《无辜的人》，是因为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人的悲剧，更令人反思如何避免这一类悲剧。

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小镇上的这起谋杀和冤屈事件，本身也许只是一场小小的人间悲欢离合，但约翰·格里森姆的讲述，却让这个故事变得内容丰富、意味深长。读者不仅可以由此理解真正的美国，也可以从中理解刑事侦查技术和司法的进步史。

——小白，作家

 

作者历时十八个月，一次次回到事件现场，从无数访谈和上百万份文件中梳理出案件真相，还原了一个无辜之人蒙冤的十二年。真相，有时比想象更为荒诞！

——阿乙，作家

 

自十六年前看了《陷阱》后，每次出国都要在机场畅销书架上寻索他的新作。把他称为悬疑小说家可能忽略了他的法律职业背景，也忽略了其作品对刑事法制度的精准剖析，对人性的深刻反省。中国的刑事法律现实远比虚构的小说、影视更为复杂和惊心动魄，却缺少这样一位作家，这真是一件我们必须反思的事情。
——林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每一起刑事错案的背后都是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约翰·格里森姆用小说家细腻的笔法和深层的关怀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本应运送正义的刑事司法系统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每一阶段是如何失守的。对于正在致力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当下中国来说，《无辜的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修辞力量。

——吴洪淇，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这是一个美国悲剧，比约翰·格里森姆的悬疑小说更直击人心，因为它是真实的。

——《娱乐周刊》

 

如此悲惨而恐怖，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一切完完全全是真的。

——《镜报》

　　当球队不在镇上的时候，扬基体育场的日常仪式就会发生微妙变化。没有了人潮和镜头的敦促，没有了下一次新鲜出赛的预期，这座老建筑失去了光彩。日上三竿，穿着卡其短裤和灰色T恤的场地管理员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开始打理场地。首席割草工格兰特利笨拙地推着像蜘蛛一样的托罗牌割草机，而土壤专家汤米则在本垒板后把土地拍打平整。丹推着小型割草机沿一垒线走过厚厚的蓝草。在外场警告跑道边，洒水器按照规定的间隔时间喷水。一个导游带着一群人站在三垒休息区，遥指着记分板外的什么地方。
　　五万七千个座位空着。各种声音在周围轻轻地回荡—小型割草机发动机的闷响，场地管理员的笑声，喷洗机清洗上层观众席座位远远传来的声音，四号线掠过场地右墙的隆隆声，记者席旁边锤子的轻敲声。对于那些维护鲁斯建起来的体育场的人来说，过去的时光值得珍惜，因为它寄托着对扬基伟大历史的怀旧，也承载着对更辉煌的未来的展望。
　　人们在约二十五年前曾期待他的到来，二十五年后，罗恩·威廉森从扬基休息区的长凳上站了起来，走到了场地边上的棕色碎石警告跑道上。他停下了脚步，站在体育场的巨大空间里，沉浸在最神圣的棒球场地的氛围中。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风清日丽，绿草平整如毯。阳光温暖了他苍白的肌肤，刚刚割过草的味道让他回想起了其他场地、其他比赛，还有旧时的梦想。
　　他戴着扬基棒球帽，这是前台送的纪念品。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名人，来纽约是为了去《早安美国》和黛安·索耶录节目，所以他穿着唯一的运动外套（就是安妮特两周前匆匆购买的海军蓝休闲西装），还有唯一的西裤，戴着唯一的领带，不过他换了双鞋。他对衣服失去了兴趣。虽然他曾在男装商店工作，为别人提供到位的着装建议，但他现在不在乎了。穿十二年的囚服是会让你发生这样的转变。
　　帽子下面是他灰白、厚实又蓬乱的瓜盖头。罗恩现在四十六岁了，但看上去更老。他整了整帽子，然后踏上草坪。他身高六英尺，尽管二十年的虐待与漠视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但还是可以看出伟大运动员的一些痕迹。他慢步越过界外区，走近土质的跑垒道，走向投球区土墩，在那里，他站了一会，向无数排天蓝色的座位望去。他轻轻地把脚放在塑胶地面上，摇了摇头。唐·拉森正是在这里投掷出了那场完美的比赛。他的偶像怀特·福特曾是这块土墩上的霸主。罗恩向左看去，望向右外野，墙显得那么近，罗杰·马里斯曾击飞过很多球，它们飞出了墙外。他可以看到伟大扬基队员的纪念碑，远离球场中心，在高墙之外。
　　米奇也在那里。
　　马克·巴雷特站在本垒板，也戴着扬基帽，正在揣度他的当事人在想什么。将一个人从监狱释放，他在那里度过了十二年却一无所得，无人道歉，因为无人真心承认错误，没有道别，只有“滚蛋”“快走，别废话”。他也没有得到补偿、建议、州长写的信或任何其他官方信函，没有得到来自公共机构的指导。两个星期后，他卷入了一场媒体风暴，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走点什么。
　　罗恩现在显然还没有心生怨恨。他和丹尼斯沉浸在获释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怨恨日后才会到来，在媒体退场很久之后。
　　巴里·谢克待在休息区附近，一边看着罗恩，一边和其他人聊天。作为一名死忠扬基粉，他打电话安排了对扬基体育场的这次特别访问，在纽约的这几天，他是东道主。
　　大家拍了照，摄影组拍摄了罗恩站在投手土墩上的样子，然后，继续沿着一垒线参观，在导游随意说着这个或那个扬基球员的时候，人们慢慢走着。罗恩知道很多数据和故事。导游说，没有一个球完全打出过扬基体育场，但曼托已经很接近了。他曾将球打在了右中心墙上，就在那里，导游说着，指向那个点，距本垒大约五百三十五英尺。“但是，华盛顿的一个球飞得更远，”罗恩说，“有五百六十五英尺。投手是查克·斯托布斯。”此言给导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妮特跟在罗恩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紧随着他，一如既往，她处理细枝末节，作艰难的决定，进行善后。她不是棒球迷，当时，她最关心的是让弟弟保持头脑清醒。罗恩在生她的气，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没让他喝酒。
　　他们一行人还包括丹尼斯、格雷格·威尔霍伊特和蒂姆·达勒姆，所有四名洗冤者都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中，美国广播公司报销路费。《纽约每日新闻》的吉姆·德维尔也来到了现场。
　　他们在中外场停下脚步，站在警告跑道上。另一边就是纪念碑公园，那里有鲁斯和格里克、曼托和迪马乔的巨大半身像，还有其他伟大扬基球员的小一些的半身像。导游介绍说，在装修前，这个小角落，这个近乎神圣的地方，事实上是位于界内场地的。大门开着，他们经过了栅栏，走进了一个砖砌的庭院，在那一刻，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身处棒球体育场。
　　罗恩走近曼托的半身像，游览其生平简介，他仍记得儿时背下的比赛数据。
　　罗恩做扬基队员的最后一年是1977年，在劳德代尔堡，效力于A级队，虽说是职业球员，却处于离纪念碑公园最远的一端。安妮特还有一些他身着真正的扬基队服的老照片。事实上，这套队服是一个真正的扬基队员在这个球场上穿过的。大俱乐部直接把这些衣服传了下来，随着队服在青年队员中一代代相传，它们带上了令人伤感的细小痕迹，它们在前线的战斗生活中收集着伤痕。每一条裤子在膝盖和屁股部位都有缝补，裤腰都被改小，再放大，而改动都隐藏在内里，这样，受训的球员就可以保持衣服表面的平整。每件运动衫都浸染上了草汁和汗水。
　　1977年，罗恩代表劳德代尔堡扬基队出场十四次，投三十三球，两胜，四负，被打得鼻青脸肿，当赛季终于结束时，扬基队毫不犹豫地裁掉了他。
　　参观继续进行。罗恩稍作停留，嘲笑雷吉·杰克逊的标牌。导游正在讲体育场面积的变化，它是如何在鲁斯打球时变大，在马里斯和曼托打球时变小。摄影组尾随在后，记录着这些必将会被剪掉的场景。
　　所有这些关注多么有趣，安妮特想。在儿时和少年时代，罗尼就渴望聚光灯，梦寐以求，而四十年之后的现在，镜头记录下了他的一举一动。
　　享受这一刻，她一直在这样对自己说。一个月前，罗恩还被关在精神病院，他们不确定他还能不能出来。
　　众人缓步返回到扬基队的休息区，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在最后几分钟，罗恩沉浸在这个地方的魔力中，他对马克·巴雷特说：“我终于感受到了他们在这里的快乐。”
　　马克点了点头，但没想出可以说些什么。
　　“曾经，我一心只想打棒球，”罗恩说，“这是我曾拥有的唯一乐趣。”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四周，说：“你知道，过一段时间，这一切都会从你身边流逝，我现在真正想要的只是一杯冰啤酒。”
　　饮酒是从纽约之行开始的。
　　胜利游行从扬基体育场延伸到迪士尼乐园，德国一家电视公司为所有随行人员支付了三天的游玩费用。罗恩和丹尼斯所要做的只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而那些德国人，怀着欧洲人对死刑的典型好奇，记录下了每个细节。
　　在迪士尼乐园，罗恩最喜欢的是未来世界的德国村，他在那里发现了巴伐利亚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他们飞往洛杉矶，参加了《莉扎脱口秀》的直播。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罗恩溜了出去，偷偷喝了一品脱伏特加。由于大多数牙齿都掉落了，他说话时发音不清，没有人注意到他有那么一点大舌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故事不再那么备受瞩目，一行人—罗恩、安妮特、马克、丹尼斯、伊丽莎白和萨拉·邦内尔—踏上了归途。
　　罗恩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埃达。
　　罗恩和安妮特在一起，开始了适应新生活的艰难过程。记者们终于消失无踪。
　　在安妮特的密切监督下，他积极接受治疗，状态稳定。他睡得很多，弹吉他，梦想靠唱歌出名。安妮特不准罗恩在她家里喝酒，而他却酒不离手。
　　罗恩害怕再次被捕，再度入狱，这种恐惧让罗恩心力交瘁，他总是担惊受怕，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跳起来。罗恩知道警方并没忘记他，他们仍然认为，他和这起谋杀案有某些牵连。埃达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
　　他想离开埃达，但又没有钱。他无法承担一份工作，更别说受人雇用。他近二十年都没有驾照，对学习驾驶员手册和考试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安妮特向社会保障局争取罗恩的残疾保障金，他入狱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支票。最终，她胜利了，罗恩总共得到了六万美元的补偿。社会保障局恢复了每月给罗恩六百美元保障金的做法，将持续到其康复，而康复似乎不太可能。
　　一夜之间，罗恩感觉自己像个百万富翁，希望能独自生活。并且，他也渴望离开埃达和俄克拉荷马州。安妮特唯一的孩子迈克尔住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他们计划让罗恩搬到那里去，于是花了两万美元，购买了一辆崭新的房车，里面有两个卧室，配备好了家具。他们让罗恩搬了进去。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刻，但安妮特还是为罗恩将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而担心。当安妮特最终离开，罗恩坐在他的新躺椅上，看着自己的新电视，感觉自己是个很幸福的人。安妮特三个星期后来看他，他依然坐在躺椅上，周围七零八落地堆满了啤酒罐。
　　罗恩每天睡觉，喝酒，打电话，弹吉他，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在附近的沃尔玛超市游荡，在那儿买啤酒和香烟。但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意外，于是超市请他到别的地方待着。
　　在独自任意妄为的日子里，他专注于向这些年借钱给他的人还钱。存钱看上去是个荒谬的想法，他便把这种想法抛在脑后。他被电视节目中的各种呼吁所打动，饥饿的孩子，将要失去所有神职的牧师，等等。他送钱给他们。
　　电话费高得吓人。他打电话给安妮特和勒妮、马克·巴雷特、萨拉·邦内尔、格雷格· 威尔霍伊特、贫困者援助辩护系统的律师、兰德里斯法官、布鲁斯·莱巴，甚至一些监狱官员。他在电话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乐观，因重获自由而高兴，但是在每次谈话的结尾，他都会大骂瑞奇·乔·西蒙斯。他根本不在乎格伦·戈尔留下的DNA痕迹。罗恩希望警察立即逮捕西蒙斯，罪名是：“1982年12月8日强奸，用器具强奸，暴力鸡奸，并且谋杀了黛比·苏·卡特，在她位于东八街1022 1/2号的家里！”每次聊到最后，他都会把这个要求的细节至少重复两遍。
　　奇怪的是，罗恩还打电话给佩姬·史迪威，两人通过电话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他保证，他从未见过黛比，佩姬相信了他。在失去女儿十八年后，她还是不能释怀。她向罗恩承认，多年来，她一直怀疑这起谋杀案并未真正破案，这让她心中不安。
　　一般来说，他避免去酒吧，也不接触随便的女人，但有一次还是惹火上身。罗恩正在街上自顾自走着，一辆车停了下来，里面有两个女人，他就上了车。他们逛了几间酒吧，在深夜一起回到他的房车。在那里，一个女人在床底下找到了他藏的现金。当他发现丢了一千美元后，发誓要离所有女人都远远的。
　　迈克尔·赫德森是罗恩在斯普林菲尔德唯一的朋友，罗恩鼓励外甥买把吉他，并且教了他几个和弦。迈克尔定期去看他，并把情况告诉自己的妈妈。罗恩喝酒喝得越来越凶了。
　　酒精和药物会产生冲突，罗恩变得极端偏执。只要看见警车，他就会严重焦虑。他甚至拒绝横穿马路，总感觉警察一直在监视自己。彼得森和埃达警方正在策划着什么阴谋。他用胶带在窗户上贴满了报纸，紧锁着门，门也用胶带从里面封好，睡觉时身边放着屠夫刀。
　　马克·巴雷特去看过他两次，留宿在他的房车里。他担心罗恩的情况，担心他的偏执和酗酒，尤其担心那把刀。
　　罗恩很孤单，很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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