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城市的土生性
世界七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至今仍然延续不衰。美洲的三个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出现时间较短，虽然延续至较近代，却在欧洲殖民者的毁灭性打击下几乎同时消失（图 1.1a，图 1.1b）。其他古文明现今只余下一些考古文物，而他们的文字，如苏美尔文和古埃及文，也只是近二百年内才被成功解读。在中国，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仍可和 3500 年前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相印证，甚至可以上溯至 6000 年前仰韶时期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而且中国城市文明，就其功能、形状、结构和背后的规划原则而言，自中国龙山时代前的初城至今 , 始终存在其一贯特点，这些中国城市文明的特点，亦可以上溯至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聚落。中国城市文明能贯通六千余年，而且跨越城乡的分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已通晓“天人合一”“顺天应命”等利用大自然法则的处理人地关系的方法和指导原则，来构筑其文明社会。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们自成体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与世界其他的城市文明，特别是西方中世纪后所演变出来的城市有很大差别。不过，西方仍存在一种中国文明西源论的看法。一些西方学者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说我们的农耕技术和商代的制铜技术是来自地中海，特别是苏美尔文明的东传。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家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发现了约 300 万年前的取名为“露西”的女性南方古猿化石，引起了人类起源单中心论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派的美国考古学家认为，“露西”是全球人类的始祖母，她的后代在约十万年前分别自非洲出走世界各地，成为现今各人种，包括中国人的始祖。然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的成就，有力地推翻了中国人种以及古文明由西方“侵入”或西来之说。
其实，亚洲存在着由猿人进化至现代人全部过程的化石证据。在亚洲，这些化石发现得最多的地方亦是中国。比如，在云南的开远和禄丰多次发现了“前人类”的古猿化石，其历史甚至跨越 800 万—1400 万年前的时段。人类最早的始祖——南方古猿化石在山西及安徽均有发现，包括 250 万年前的东方人和 450 万年前的蝴蝶人。稍后的直立人，包括在云南发现的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北京发现的 70 万年前的北京人，亦已出土不少。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直立人化石，出土的省份更多，可说近乎遍布全中国。除了年代延续不断和被发现地域越来越广大外，中国古猿化石显示出特有的蒙古利尔人种特色，和现在的中国人特征基本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中国和东非应是现在已知的人类起源的两大轴心，中国人种的确起源于本土。
多元的先民文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对考古的重视，以及集体工农经济的发展所开创的全国性建设，促成了成果丰富的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为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兴起，了解史前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类活动以及聚落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概括地说，中国从约12000 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起，逐渐地在三四千年间、在不同区域形成了数个不同的地区文化体系。约在公元前 8000 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别出现了小米和稻米的种植，反映了区域性的不同自然和人文条件孕育出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系统。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大地，自然地貌复杂，包括了大山、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等（图 1.2）。河谷平原自然是发展早期农业最好的地理环境。这些谷地分布在不同的纬度，气候条件亦自然不同（图 1.3）。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 7000—5000），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远古文化圈，有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以珠江为中心的石峡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图 1.4）。在这时期发现了众多的环濠聚落，一般面积在 2—8万平方米。
在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即新石器晚期前段，上述远古文化基本上已经形成。当时的人类已聚族定居，从事农耕和畜牧，也包括采集和狩猎；并且在建筑、陶器和葬俗上已有区域上的特色，体现在他们的器物和居所等遗存上。各大文化圈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流亦渐渐促成了后来传统中国文化的跨区域的一体性特点。简言之，在北方，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影响最广泛的两大文化；而在南方，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最能影响后来的发展。我们将它们在表 1.1 中概括地列出来。其中仰韶文化来自较早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黄河及其支流上的地区文化。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为“中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摇篮”。仰韶文化和渤海边上的红山文化互相影响。红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番山、马家窑和马厂等地方文化，它们的代表器物是彩陶。陶件由泥绳打圈形成粗样，加工扫平成形，再漆上红色或黑色的图案。黄河及长江下游当时则以灰陶及黑陶为主，器物多呈三足形态，并且是中国最早采用快轮制陶的地区。如表 1.1 所示，玉器作为社会地位及权力的象征，亦已在这些文化圈内出现。简言之，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先民已加工玉石、织布，有七音乐器，并且在石、陶及木器上留下显示家族拥有权或标记的近似文字的符号。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他们更开始了养蚕织丝、青铜冶炼，并且可能已经发展了有系统的文字。
从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发觉中国史前的多元文明以及各文化圈大体与古书所记载的远古民族及其主要大事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首本官修史书——由司马迁在公元前 93 年完成的约 52 万字的《史记》——的前三章《五帝本纪》《夏本纪》和《商本纪》）的主要内容，以往被认为是“传说”，现在至少已部分进入信史的范畴。图 1.5 显示了这些“传说中”的远古民族聚居的大概区域。泛称为“华夏”的中国民族在黄帝之下被“统一”了起来。黄帝成为这一新氏族联盟的盟主，而新联盟的主体构成日后的华夏文明、华夏族或汉族。当时在东方海边的氏族，包括蚩尤，最后亦被黄帝发动战争征服。
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以检定一个社会是否已达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 3000—前 2500 年）便已跨进文明门槛。
小件铜工具、铜器物及铜渣已在多个仰韶遗址被发现（图 1.6）。最早的一件小铜刀，被测定为制造于公元前 4675± 135 年，和近东发现的最早铜器大约同期。内蒙古红山、敖汉族城子山山城（公元前 4000 年）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前 3500 年）亦发现了红铜器具。至龙山时代（公元前2800—前 2300 年），铜器出土的数目增多，包括冶铜遗存。器物的内容更多样化，包括日常用的小工具以及装饰用和宗教崇拜用的小件。中国在夏商先进的冶铜术出现以前，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冶铜发展历史，这从侧面反映了铜冶炼技术的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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