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同亲人谈心/阎纲散文集-名家散文自选集》：
　　老家的门礅石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将我们母子三人接到西安。父亲在陕西省民政厅做事，经常带领全家到被鲁迅誉为“古调独弹”的易俗社看戏。及长，又到父亲和张寒晖创建的话剧团看演出，张寒晖到我家给我和哥哥教唱《松花江上》。从小时起，我痴迷音乐和戏曲，学谁像谁。
　　1938年，祖父已经从祖宗的老宅子迁入新居，新居坐落在阎家什字的斜坡上，大门口正对着北山覆斗形的昭陵，乡人叫它“唐王陵”。为了躲鬼子的炸弹，全家又从西安搬回醴泉。首先看见的，是平卧在大门口不规则形的门礅石，丑石，很不雅观。爷爷说，这石看上去丑，却是一宝，是天上掉下来给“唐王陵”照亮的，它的一小块儿请到咱家，给咱家守大门，半夜三更微微发光，妖怪害怕不敢来。
　　大房正厅的前面，是一排浅灰色高大的格子门窗，说不上雕梁画栋，却也十分考究。踏进格子门，看见角落里躺着一对“哑铃”，是爷爷教余健身用过的。又发现厅房的西墙上还挂着爷爷教私塾体罚学生的“大板子”（戒尺），打手打屁股的板子高高挂起，像是展厅里的主展品。爷爷之所以把板子看得那么重要，因为那是他老人家的权柄，足可称道的光荣历史。修长而且厚重的板子尽管褪了色，木料却是上等的，困难时期，正好点火做饭当柴烧。可惜归可惜，要我当时，也会一咬牙，把它塞进炉膛。
　　我又发现爷爷脑袋后面的“短刷刷”不见了。爷爷是前清顺民，又是本县里民局局长的二少爷，自然是以满人的长辫子为荣。曾祖父去世后，爆发辛亥革命，陕西乱了一阵之后，又面临一场“留头不留发”的生死抉择。那时的革命，革来革去总拿头发开刀。头发，乃父母所授，首先需要荡涤的是前朝异族强加在头上的羞辱，恢复先人传统的发式。爷爷挡不住时代的潮流，咸与维新，先革辫子的命，剪！但不从根儿上剪，而是齐腰一剪子，后脑勺剩下一撮齐刷刷的短发，扎上，就像拨浪鼓似的一摇一动，俗称“猪尾巴”。这是爷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尽管不大彻底的革命。爷爷告我说，当时把辛亥革命叫“反正”，“拨乱世，反之正。”反者，还也；“反正”就是还政于正道，“正”也就是“政”。所以，50多年后“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我马上想起爷爷版的《头发的故事》。大房前庭的屋檐下，青石铺成台阶，阶下两侧，各有一棵年年疯长的梧桐树，高耸，直挺挺地。爷爷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大哥后来说：“可别招来‘假凤虚凰’（40年代电影名）！”孩子们常在梧桐树下玩耍，捡桐籽吃，油香油香的。爷爷以下我们四代人，都在这高高的梧桐树下渐渐长大。困难时期，两棵梧桐树粉身碎骨，只留下记忆的清荫。
　　大房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只住着祖母一个人，因为老两口不和，奶奶爷爷谁不理谁。奶奶一不高兴，挎上包袱便去姑姑家了。父亲早出晚归，祖母常不在家，大房虽清静却凄清。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姑姑去世，表妹、妹妹、侄女一群女子娃住进西头一间，闹声不绝于耳。大房前两边空地上，开满玉簪花，左右两棵梧桐树。西厢房后来住着大哥两口子，东厢房招客，我和爷爷住在西厢房与二门间的耳房，名副其实的斗室。爷爷幽默，童言无忌，欢声笑语，我常说：“我和爷爷是好朋友。”
　　大房以北是后院，后院上面是坡地，栽些杂花小树，种些葱蒜瓜豆。坡下一块空地晒太阳、晾被褥。常年置放着一张炕桌，孩子们在上面做功课、练大字，爷爷给人查黄历（皇历）、打婚单，算生辰八字。当我能够为爷爷代笔打“婚单”时，爷爷格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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