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参半，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编者甄选了多篇胡适先生的重要学术文章，编成了本书——《胡适国学心得》，囊括了胡适国学思想的所有精华，兼具了可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