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好方法成就卓越干部
1958年春，毛泽东在视察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期间，看到农民们在地里锄草，就让司机把车停下来。毛泽东下车后径直走向庄稼地。一个农民认出了毛泽东，可怎么也不敢相信毛泽东会来这里！正当这个农民不知所措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向他打招呼：“老乡，要把草锄干净哩！”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地里确实有些草没锄干净。毛泽东说完，走进地里，弯下腰，把没锄干净的草拔掉。那个农民有些不好意思，又特别感动。
这是毛泽东视察途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在广大农民群众心中留下了亲切、和蔼的普通劳动者形象。这样的视察令人民群众终身难忘。但是，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下乡视察工作，只是开着豪车走马观花似的沿着通村公路绕一圈，最后停靠在饭馆门口……这样的视察无疑会成为过眼云烟。
两种不同的视察效果，并非为能力水平所左右，而是由工作方法来决定的。很多党员领导干部，一项工作到他手里，也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个复杂的问题，到他手里，也能迎刃而解。但同样是一项工作、一个复杂问题，有些领导干部推进比较缓慢，问题也处理不好，矛盾依然存在。这里面除了能力、水平和敬业精神等因素外，工作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体现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工作智慧的高低，更可以决定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人生的高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野与思维，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具有同样能力、水平以及敬业精神的人去开展同样的工作，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中，毛泽东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他没有出洋留学，学问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却是他，其卓越之处跟他独特的工作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
毛泽东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特别重视问题的解决。他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所应具备的素质。他看问题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动工作的方式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自己投入到人民大众之中，而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如果一个人采取的工作方法是与人民大众背道而驰，背离了人民利益，那么，工作方法再好，也会与工作目标偏离。
要解决问题，顺利推进工作，就必须调查。调查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善于倾听群众呼声，善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善于找出规律，善于抓住中心工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善于统筹全局，善于掌握火候。毛泽东一生中特别重视调查，在革命时期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同样如此。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曾要求自己身边的警卫战士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调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57年冬，毛泽东的一个警卫战士从家乡探亲回到北京，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来几个窝头告诉毛泽东：家乡的农民每天都吃这种窝头。毛泽东接过窝头，发现又黑又硬。那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
毛泽东作调查的精髓，就是深入群众。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也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作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党员领导干部做认真细致地观察，就能发现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就能获得更多信息；自己亲身实践，就能获得第一手经验，再对获得的经验加以总结，就能形成更大更多的经验，并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有了规律，开展工作或是解决问题与矛盾就轻松多了。有了这些前提，党员领导干部也就更容易抓住中心工作与主要矛盾，就能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样自然也就更容易统筹全局、掌控火候，把工作做得更好，把矛盾与问题给予解决。
如果党员领导干部把这些工作方法领悟透了，在工作中就会成功，很少会出现失误，也很少会失败，其工作方法也就给人一种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就不会是工作和问题牵着你的鼻子走，而是你拽住了工作和问题的鼻子。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工作中做得非常出色，水平和能力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工作方法。一般来说，有能力的人，适合个人去完成领导指派的某项具体工作，而有好方法的人，不会凭一己之力死扛到底，而会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和非常棘手的工作中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调查、分析与判断，利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开展工作。由此可知，工作能力固然是一个人作出成绩的主要条件之一，但好的方法更胜一筹。因此可以说，工作方法的优劣，决定了领导干部政绩的好坏与人生高度。毫无疑问，好的工作方法会使党员领导干部更加卓越。
如何确保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确保广大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呈现繁荣景象，是考验每一个领导干部的试金石。而在本书中，在援引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与实例的同时，还介绍了当今领导干部面临的问题，并加以综合分析与总结，希望能对广大领导干部有所裨益。
许罡
2015年5月
一、善于发现问题
我们干工作，一帆风顺的状况是有的，但更多的时候是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对于问题的存在反应迟钝，不但不能主动发现，即使问题以一种较为隐匿的方式出现了，也发现不了，以致无动于衷。毛泽东就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对问题有异乎常人的敏锐性，既能从群众的言论中发现问题，也能从群众乃至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中发现问题。
从言论中洞察问题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发现问题是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前提。现实中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的出现，绝不是可有可无或从中虚构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事实上，有些问题就隐藏在人民群众的声音中。只有思维敏锐之人，才能洞察其中隐含的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建立了新中国。而在从中国共产党初创伊始到新中国建立乃至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所遇到的问题实在不少。令人钦佩的是，毛泽东不仅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还能从群众的言论中洞悉问题的苗头。
1941年盛夏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征粮问题。当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突然，随着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一位姓李的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此外还有7人受伤。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农民抱怨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听说后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急忙制止保卫部门的做法并要求立即放人。保卫人员很是不解：如此诅咒毛主席，怎么能够轻饶呢？然而，毛泽东却从这个农民的言论中发现了问题：一个农民如此不满肯定有其根源，应该调查清楚再作结论。
经过调查发现，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财政开支的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整个边区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边区政府的所有用度只得依靠当地，不得不向农民征粮。
当时的边区土地贫瘠，加上连年天灾，农业收成不好，农民负担难以承受，部分地区出现了断粮现象，群众中普遍出现了不满情绪，恰在此时，发生了意外的“雷击事件”。
事情调查清楚了。毛泽东深感问题不是出在农民身上，而是出在边区政府方面。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以至于在中共七大上他还专门谈到这次“雷击事件”：“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雷击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有时群众的声音就是问题的苗头，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就会酿成难以控制的恶果。经过认真反思，毛泽东决定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以此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苗头基本上摁了下去。
毛泽东能够从农民的不满言论中发现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反观现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中自行其是，自以为是，对广大民众的声音充耳不闻，甚至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但不重视，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采取“捂”的策略，试图把问题压下去，还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不利于自己的网络言论进行封杀。然而，马克思早就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掩盖与封杀根本无济于事。无数事实表明，掩盖与封杀只会引发更洪亮的声音，引发更大分贝的反弹。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或是问题尚未出现但已有苗头的，就要认真对待，不要充耳不闻、无动于衷。要牢记马克思的告诫，更要像毛泽东那样，善于从群众的言论中洞察问题。只有先发现问题，才能主动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行为中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一个人的思想和动机，往往会通过其行为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通过他的行动来打分是最直接的方法，比如要明白一个人的思想动机，只要关注他的行为就行了。可见，行为是思想和动机的再现。
毛泽东通过反思，从一个农民一句不满的话中发现问题所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同样，毛泽东还能从一些人的行为中发现问题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那无疑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社会上不乏浮躁之人，也不乏不安定因素。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在甘肃兰州的一所技校，放寒假的时候，300多名外省籍学生要求学校发寒假回家路费，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意，学生就闹了起来。学校领导对闹事学生采取强硬措施，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要进行严肃处理。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同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又专门谈到这件事：“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在这里，毛泽东从该所技校领导的行为中，发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在一些地方、部门出现了苗头。对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由来已久，不仅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有过，现在也有，以至于“四风”的第二条就是官僚主义。对于党内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早就洞悉于心。在这次“学生事件”之前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来佐证官僚主义的存在：“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官僚主义作风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危害：一是官僚主义的言论与行为会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度不满，招致民怨，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二是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已出现的问题，容易主观行事，很难妥当、公正地处理，甚至以打压方式来处理。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一方面时常为群众“闹事”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另一方面个人的主观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群众面前颐指气使，出现问题又用强硬手段来对待。更严重的是，由于主观因素，一些地方官员平时不善于思考，遇事也不够冷静，对于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隐患总是不能觉察出来，等到酿成了“事件”，才又急急忙忙地草率处理。
不过，面对这类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紧张，毛泽东早就提供了洞察这类矛盾隐患的方法，党员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受到感召和启迪。当我们听到某种带有不满情绪的言论时，不要急于对对方采取过激行为，而是要进行冷静思考和深刻分析，先反思一下，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即使当问题与矛盾出现时，也不要采取强硬手段。无数事实表明，强硬手段只会使事态恶化，矛盾升级。
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平时可以多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从中吸取一些思想上的精华；多借鉴毛泽东对待广大群众的工作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多走群众路线，遇事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时常牢记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到并做到这些，依靠群众和尊重群众也就是必然之事。
从视察中探询问题
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社会是一个大熔炉，也是大学堂，各色各样的人都在这里学习、锻炼和成长。它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有恩怨。纷争与恩怨就会衍生出许多问题和矛盾。当然，有些问题和矛盾相对简单，一目了然，但是，有些问题和矛盾则相对复杂。党员领导干部经常有机会去基层视察、指导工作，这就给了党员领导干部一个发现问题的机会在视察、调研中认真倾听地方基层干部汇报，认真加以分析，从而发现其中隐藏着的问题。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百废待举的岁月里，毛泽东日理万机，昼夜难眠，始终牵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生存状况。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各地视察，其间发现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既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大量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于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并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是：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农民生活集体化、“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大有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势。
为了解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的情况，毛泽东于同年10月中旬来到天津视察工作。其间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的负责人进行谈话。通过谈话了解到，安国县计划1959年种一年达到每人一万斤粮食。毛泽东听后说道：“安国去年平均亩产464斤，徐水去年平均亩产214斤。100亩才搞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别种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一万斤”的指标有所怀疑。
徐水县的幸福院、幼儿园和新村建设的试点规划，实行的是全县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毛泽东觉得这种方式不够妥当，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毛泽东在视察期间所看到、听到的都是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甚至有个别公社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全由公社包下来的十六“包”政策。更让毛泽东愕然的是，在接下来的视察中了解到，有些公社在搞集体住宿时将男女老幼分开，这意味着夫妻也要分开。这个问题很严重，毛泽东听后非常生气，明确表示：“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全民所有制的做法不妥。因为一社只能管一社，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的年份，或是丰收的年份时，如何调节呢？因此，只能算是集体所有制。二是摊子太大。有些地方一个县为一个社，其弊端是，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加上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所采取的平均分配会严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三是浮夸风、高指标现象严重，亩产上万斤的高产有点儿天方夜谭。四是公社化运动的新村建设及集体住宿，把人群或按照年龄，或按性别分开，严重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人伦常情。
发生在50多年前的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余迹。一些地方党员领导干部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搞些形象工程，虚报数据，有些甚至搞假新闻、假视察……此前就有某报报道，个别地方基层政府网站出现PS图片，宣传领导干部下乡视察调研的假新闻。这些都是看似不甚重要，实则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一则会有损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在群众中间失去了公信力，二则会在这个社会里发酵，形成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作为上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要像毛泽东那样，亲自前往视察，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大量问题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1958年11月和12月，中共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会议，强调要分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这两次会议，为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顿工作和全国各地的局部纠“左”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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