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夹鼻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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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契诃夫是非常好的作家。或许也可以叫作潜移默化，反正大人们都这么说，听多了，不受影响几乎不可能。契诃夫在我最初印象中，是书橱上一大排书，各种各样版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汝龙通过英文翻译的那套二十多卷本最整齐。当然，再也忘不了那张经典照片，正面照，头发微微向上竖起，大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父亲跟我详细解释过这种眼镜，它不是搁在耳朵上，是夹在鼻子上，夹的那个位置一定很痛，因此眼镜架上总会有根链子，平时搁上衣口袋，要用了，拿出来夹鼻子上。外国人鼻子大，夹得住，不过还是会有意外，譬如正喝着汤，一不小心掉下来，正好落在汤盘里。
一向不愿意回答家庭对我的文学影响，很多人都喜欢追问，喜欢就这话题写成八卦类的小文章，其实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影响。不知不觉中，大人们总会跟你灌输一些看法，他们说的那些成人观点，他们的文学是非，你岁数小的时候根本听不懂。譬如说契诃夫最好的小说是《草原》，是《六号病室》，是他的剧本《樱桃园》，是《海鸥》，是《万尼亚舅舅》。我的少年阅读经验中，契诃夫从来不是有吸引力的作家，他的书都竖排本，《草原》虽然写了孩子，可是并不适合给孩子阅读。至于剧本，更没办法往下看，戏是演给观众看的，那些台词要大声念出来才有效果。如果在我青少年时代，契诃夫的戏剧可以上演，我们直接观摩看戏，而不是面对枯燥的剧本，结局完全不一样。
断断续续总能遇到一些契诃夫的小说，他的短篇最适合编入教材，最适合用来给学生上课。对西方人是这样，对东方人也是。我们说一部好的短篇小说，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同情心，要幽默，要短小机智，所有这些基本元素，都可以轻易在他小说中找到。我一个堂哥对契诃夫的看法跟我父亲差不多，他觉得能把契诃夫晚年的几篇小说看懂了，把几个好剧本读通了，就能真正明白这个作家是怎么回事，就会立刻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小说家，什么才是最好的剧作家。
在我的文学影响拼图中，契诃夫确实尴尬，肯定有他的位置，而且也还算相当重要，可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无疑是位经典作家，是一位你不应该绕过去的前辈，可惜课堂上的契诃夫常常一本正经不惹人喜爱，成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符号。换句话说，在我的读书年代，选择让大家阅读的契诃夫作品，都不是太让人喜欢，我不喜欢《套中人》，不喜欢《凡卡》，不喜欢《小公务员之死》。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我却在课堂上读别人的作品。毫无疑问，契诃夫身上汇聚着一个作家的许多优点，在我看来，仅仅有一点已足够，那就是“含泪的微笑”。有点泪，有点微笑，一个作家有这点看家本领足够了。
我不太喜欢小说中的讽刺，不太喜欢小说中的批判，它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喜欢的理由是它们还不能完全代表优秀，我不喜欢小说的居高临下，不喜欢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对于同情和怜悯也一样，一个作家不应该仅仅是施善者。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不幸的，同时我们又都很幸运。我不认为小说家必须是个思想家，是说道理的牧师，是阐释禅经的和尚，是把读者当作自己弟子的孔老二。一个好作家如果还有些特别，就是应该有一双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眼睛，他能看到别人容易忽视，或者别人从来就没看到的东西。有时候，重要的不止是真相，而是你究竟想让别人看到什么。
据说契诃夫逝世不久，熟悉他的人已开始为他眼睛是什么颜色展开热烈争论，有人说是黑色的，有人说是棕色的，还有人说更接近蓝色。对于没有亲眼见过契诃夫的人来说，这永远都会是一个八卦。对于那些见过契诃夫的人，因为熟视无睹，同样还可能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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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总是让人难以置信，契诃夫对我更多的只是一种励志。现在说出来也不丢人，我的文学起点很低，最初的小说非常一般。除非你是个天才，大多数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很低的起点。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天生缺陷。刚开始学习写作，我很希望自己能写《第六病室》和《草原》那样的作品，那时候，我的脑海里有着太多文学样板，可供挑剔的选择太多。相对于俄国古典文学，我似乎更喜欢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在俄国文学中，契诃夫可能还算年轻，但是他的年龄，也比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还要大九岁。不妨再比较一番，鲁迅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然而他的岁数，居然还可以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父辈，因此，作为文学新手的我们，追逐更时髦更年轻的文学偶想无可非议。
我从来都不是个有文学信心的人，作为一名文二代文三代，注定了会眼高手低。文学野心是最没用的东西，是骡子是马，你得溜过了才知道。小说只有真正写了，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难写，你才会知道它们是多么不容易。好东西都可遇不可求，古来万事贵天生，没有技巧是最好的技巧，这些可以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变成空洞大话，变成偷懒借口，真理常常会堕落成邪门歪道。因此，看到自己小说中的种种不足，发现小说写得那么不如意，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只能咒骂自己。笨鸟必须先飞，勤能补拙功不唐捐，不是文学天才的人，只有多写这一条胡同，哪怕是条死胡同。
契诃夫就是这方面最好代表，是文学起点低的最好代言人。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从一个三流作家，逐渐步入了一流。毫无疑问，什么话都是相对，契诃夫的三流，很多人看来早已属于一流。这个话题不宜展开，也说不清楚，反正多写总归不会有错，契诃夫最大特点就是多写，他的窍门就是写，真刀实枪操练，好坏不管写了再说。很多人喜欢把文学的位置放得非常高，弄得过分神圣，神圣过了头，就有点神神鬼鬼。文学改变不了社会，拯救不了别人，它能拯救的只是你自己。写作就是写，用不着选好日子，用不着三叩九拜，用不着沐手奉香。写好了是你运气，写不好再继续再努力。
年轻的契诃夫写了一大堆东西，自然不是为了故意三流，他只不过是喜欢写。喜欢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欢写作的人，三流一流本来无所谓，不像有些人，他们对文学并不热爱，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喜欢，他们从事文学，仅仅为了当一流的作家，为了这奖那奖，为了反腐败，为了世道人心，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灵魂。契诃夫是学医的，他玩文学完全业余，是为了贴补家用，是因为走火入魔喜欢写，三流一流的话题也是说说而已，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属于一炮而红，相同例子还有曹禺，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坛，上来就登堂入室，就等着日后进入名人堂。他们好像都没经过让人有点难堪的三流阶段，与契诃夫例子差不多的是沈从文，沈先生远没有上述几位作家的好运气，他能够苦熬出来，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办法，多写拼命写，还有就是靠文坛上的朋友帮忙推荐。他的创作道路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沈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多写，认真写，写好了一点都不奇怪，写不好才奇怪。记得年轻的时候，退稿退得完全没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话来鼓励自己。为什么你会被退稿，为什么你写不出来，显然是写得还不够多，因此，必须向前辈学习，只有多写，只有咬着牙坚持。有时候，多写和认真写是我们唯一可控的事。出水再看两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学前辈契诃夫一样，如果不是坚持，如果不能坚持，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可以免谈。
契诃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当了美国总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太平天国还在南方作乱，大清政府遑遑不可终日，两年前签订的《瑷珲城和约》，就在这一年正式确认。此前还一直硬抗着不签字，说签也就签了，这一签字，中国的大片区域，成了俄国人的“新疆”，而库页岛也就成了契诃夫与生俱来的国土。熟悉契诃夫小说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里旅行，世界文学史便不会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优秀中篇小说。
考虑到只活了四十四岁，考虑到已发表了大量小说，1888年，二十八岁的契诃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产的老作家了。这一年，是他的幸运之年，他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此前他的小说，更多的都发表在三流文学期刊上，《北方导报》有点像美国的《纽约客》，有点像中国的《收获》和《人民文学》，想进入纯文学的领地，必须要到那去应卯。契诃夫夫闯荡文学的江湖已久，从此一登龙门，点石成金身价百倍。他开始被承认，被得奖，得了一个“普希金文学奖”。这奖在当年肯定是有含金量，大约也和我们的鲁迅文学奖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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