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与“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之雅化过程：以<水浒传>为中心》：
一、史书的真实与虚构
历史叙事看似是一种客观的陈述，但是史书中很难出现纯粹的、不带任何评判与阐释的陈述，因为史学家们总是在探求着历史真相、事件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真实”必然会打些折扣。
首先，不同时代的思想与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例如，所谓的“天命”“神迹”。古代的史学家们总会记录一些我们觉得很荒诞的事情。司马迁在编纂史料时，已删掉了一些荒诞的事情，如燕太子丹的一些传说，但也还保留着汉高祖出生、斩白蛇等一些异谈。上文提到的希罗多德等具有“科学头脑”的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中，依旧会有神权神话等传奇要素。中国的《左传》中也不乏怪力乱神。清代，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写道：“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善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此书（笔者按，即《聊斋志异》）予即以当《左传》看。”可见，清人已觉得《左传》难说真实。但这只是后人的看法，左丘明却未必这样看。这些神怪的记录并不代表史学家不严肃，而是世界观与知识体系的限制。那些神启、报应在他们的认知中，就是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解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就是真实。
其次，史学家们虽说在建构着历史叙事——以一种尽量客观的角度，但是由于主观性与史料掌握的限制，这种“客观”必然会产生偏差。“此时，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关系组构成的真实。”①而在史学家们的思考过程中，前者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而后者却是重要的问题。一个历史事件由许多小事件组成，这些小事件的因果逻辑关系，即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就包含着史家的态度问题。在此以陈朝文帝即位后的“衡阳献王事件”为例：文帝陈蓓本为武帝陈霸先之侄，与此同时，当时武帝太子“衡阳献王昌”尚在北朝为人质，二人关系自是微妙。文帝登基后，作为文帝拥护者的侯安都，《陈书》上说他“请自迎昌，昌济汉而薨”。在此，姚察、姚思廉父子虽没直说太子之死与侯安都有关，但将“昌济汉而薨”这种看似与侯安都无关的事件放入《侯安都传》，从中不难读出作者的言下之意。《南史》卷六十六《安都传》称“因自迎昌，中流而杀之”，就直接言明作者的态度。可见，有时候历史中一些小事件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史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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