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篇，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著作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其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连载，部分作品入选面向21世纪课程《大学语文》教材，被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评论。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代表作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等。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首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曾纪鑫是中国早期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偏重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现代认识与评价，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富有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重要的收获。
　　——谢泳（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独特性。
　　——林兴宅（著名文艺理论家，象征论文艺学倡导者）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风格刚健硬朗，是“学、行、思”的统一，是史笔、诗情与哲思的会通，达到了“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是非同凡响的跨文体写作，是新千年中国文化历史散文的重要收获。
　　——李钧（著名文学评论家，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梏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拣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儿、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需长时间地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有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二十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熹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而随风飘来的悠悠山歌更是拨动着他的心弦，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曲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意犹未尽地收煞。
　　呵呵，这位朱老夫子，原来也有性情中人的时刻啊！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名《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关闭的闸门洞开，熟记的诗句不禁奔涌而出——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仿佛突有所悟，原来，这就是映照朱熹另一侧面的一块镜子呢！
　　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多少透着点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往日的成见逐渐远去，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评价似乎触手可及，我感觉着可以写写朱熹了。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当死亡真正降临时，瞿秋白还是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对人生的依恋与执着。
　　红军主力决定转移，秋白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大家一起长征。据吴黎平在《忆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中所叙，当瞿秋白突然得知自己将要继续留守苏区时，神色黯然，“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会后吴黎平邀请瞿秋白到他家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必将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把一个重病在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党性原则极强的瞿秋白除了服从外，终究是什么也没说。但透过神色黯然、一声不吭、大量喝酒等神态举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窥见到他那复杂的真实心态。秋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心胸狭窄的当权派王明等人，是不会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带在身边的。当然，他们防备了瞿秋白，却疏忽了当时也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场“遵义会议”，就将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给全部改写了。
　　1935年初，国民党以十万多正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还有空军的协助，向坚守苏区的少量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伤亡颇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而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也愈加严重了。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从瑞金突围转移，取道香港赴上海就医，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及身怀有孕的项英妻子张亮。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江西瑞金，18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瞿秋白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正是汤屋的逗留给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与祸根。为保证瞿秋白等人的生命安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又抽调了二百多名战士沿途护送。在汤屋，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他们昼伏夜行，安全地通过了敌人一层又一层严密封锁，于2月24日拂晓渡过汀江，来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桩岭附近时，阴沉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四天，他们攀山越岭，秘密行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早已疲惫不堪。加之一路行来，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也就放松了警惕，决定吃个饱饭，避避雨，休息调整一下，下午继续上路。没想到一时麻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他们正在山上一户人家吃饭时，被地方武装保安团发现，立时遭到围攻。邓子恢突出重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身体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被俘。
　　瞿秋白与同时被捕的张亮、周月林按事先的化装及准备好的口供应对审讯。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在上海经营旧书店与古董生意，后又学过医术，在游历漳州时被红军俘虏，送到瑞金后在红军总卫生部任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等职。而张亮则是一名被红军“绑票勒索”的香菇客商老婆，周月林为红军护士，她们俩自然都用了化名。
　　瞿秋白被俘不久，便被押解到上杭监狱。因从瞿秋白身上搜出黄金、港币等贵重物品，且随行人员大多携有驳壳枪，保安团怀疑所谓的林琪祥极有可能是一员共产党“要人”。然而，不论敌人如何严厉审讯、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坚持最初口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林琪祥。因为事先有过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所以瞿秋白的年龄、外表、气质不仅与扮演的林琪祥这一角色十分吻合，其心态也相当从容，敌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准备放人了，只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证明身份，或是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就可以开释。
　　鲁迅、周建人、杨之华收到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来的信，得知秋白落入敌手，立时采取营救措施，找铺保，汇钱寄物。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遭敌袭击牺牲，其妻徐氏被俘，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在濯田地区抓获的俘虏中，就有共产党的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因为瞿秋白一行在汤屋停留时，曾受到万永诚夫妇的热情接待，徐氏自然知道瞿秋白的行踪。
　　当年指认瞿秋白的郑大鹏是一名被俘的苏区收发员，他虽然没有担任红军要职，但因工作关系认识瞿秋白。投降变节的郑大鹏于暗处证实，所谓的林琪祥确系共产党前任领袖瞿秋白。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瞿秋白作为要犯于1935年4月25日左右解送到设于长汀一中的国民党36师师部。以防意外，上杭方面派出一个连押送，36师派出部队中途接应。
　　瞿秋白刚被敌军抓获时，采取的态度是积极求生，期望等待。而身份一经暴露，秋白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对审讯的敌人坦然一笑道：“既经指认，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心里比谁都更加清楚，身份确认后无非面临两种结局，非死即降，二者必居其一。降非所愿，那么只有待死一途了。当希望破灭，早已作好赴死准备且曾经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瞿秋白，也就彻底打消了一切生还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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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边塞秋风
面对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昭君深明大义，以其个性的丧失、个体的压抑为代价，弥平了华夏、匈奴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弥合了两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伤痕。
 
诸葛亮：走出古隆中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
 
文成公主：高原壮歌
能回而不回，思归而不归，文成公主的内心，便在这没有止境的思念与决绝、牵挂与抛舍的两极间，做着无以解脱的痛苦撕扯，直到三十年后身染恶疾，抱病而逝，被藏族人民尊为绿度母。
 
陆羽：茶韵仙骨
陆羽仿佛为茶而生，他的清贫生活、习儒诵经、东奔西走、辗转磨难、艰辛坷坎……一切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字：茶！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郑和：七下西洋的悖论
大海虽然充满了风浪、颠簸与险恶，但也给了他权力、自信与荣光，他深切地感到，海洋才是他建功立业、自由挥洒的广阔天地。
 
李时珍：医中之圣
若从三十五岁那年挥毫写下“本草纲目”四个大字算起，这部医书，整整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七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自成：英雄的出路与末路
作为一个当初唯求生存的下岗驿卒，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
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萨镇冰：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萨镇冰是一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没有机心，视名利如敝履；他清心寡欲，鳏居了大半辈子；他生活简朴，不为自己与家人谋取私利……同时，他完全称得上一名具有血性与良知的军人。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