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1938-），江苏省南通市人。1955年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一年后转入中国画系，1962年毕业；1962年至1978年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历史画，研绘中国古代人物服饰史料；1978年至1984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1984年回南开大学组建东方艺术系并任教授、系主任。

　　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 “多元文化特别顾问”。

　　著有《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范曾的艺术》、《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大丈夫之词 —范曾论文新作》等百余种。

　　本人自评有二十四字：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大丈夫之词》（增补本）在范曾先生原书基础上又增加了五篇文章，涵盖文史哲艺诸领域，其中道以一贯之是范曾先生拳拳的爱国之心。

　　首篇《大丈夫之词》洋溢着国主义激情、昂扬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展现了辛稼轩刚健的大丈夫之气；谈王国维，文章充盈着对高洁之士的哀婉，展现了末世中文化昆仑心底的悲凉之气；画家之论，坦诚相见、情深意切、见解独到，令人动容……一篇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一篇篇思想精深，语言华美。

这部著作蕴含了诗学的意境、史学的浩瀚、哲学的睿智、艺术的典雅，较为集中、形象、典型地展示了范曾先生的学术胸襟、美学追求和文化情怀。

“大丈夫”一词，于《孟子》一书中有结论性的评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东周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大丈夫也能产生大丈夫的时代。列国的纷争，改变了对帝王从一而终的观念，产生了诸侯与士的双向选择模式，这就使人才不易淹埋，“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贾谊《过秦论》）。朝秦暮楚的陈轸，似乎并不曾为人耻笑，选择是士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那十分遥远的，起于夏、商之世的古老传统，即在士的心目中君王即社稷，忠君即爱国的龙逢、比干、伯夷、叔齐式的“忠君”潜流也已渐渐强烈，它的代表人物便是楚国的屈原。“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洪兴祖《楚辞补注》）。辛稼轩当然是十分自负的，他有词《浪淘沙》云：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古往今来，能与他比列的英雄三五个而已，他当然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然而辛稼轩成不了大业的根本原因是南宋是个无耻而偷生的偏安政权。辛稼轩的存在不仅多余，而且扎眼。他没有像岳飞那样作为奉献给金人的鼎脔，已是万幸了。南宋从杀岳飞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国家的败亡。辛稼轩虽然没有被杀，但比他年长的陆游，在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年）辛稼轩死后，题诗当哭：

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寄赵昌甫》)

死后犹有小人倪思上疏弹劾辛稼轩，为的是佞臣韩侂胄为私欲北伐惨败事。辛与韩疏于交往，韩之败与辛何干？昏聩之极的宁宗，竟追削爵秩，夺从宦恤典。此大冤案一直等到七十年后，宋恭帝德祐元年，史馆校勘谢枋得请于朝，才得到彻底平反，然而这种帝王的表面文章，救不了宋的国运，辛稼轩的亡灵也不会因此而含笑九泉。辛稼轩当然有过轰轰烈烈的青年时代。他出生于金。金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耿京啸聚山东。少年时代的辛稼轩目击亡国奴之悲哀，毅然加入耿京的部队并鼓动耿京南归。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关键时刻出了叛徒，第一个是慈眉善目的伪和尚义端，“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宋史》）。结果义端偷了耿京的印玺，奔赴金帅。耿京大怒，欲杀稼轩。稼轩于此时方显英雄本色，对耿京说：“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果然辛稼轩手到擒来，叛徒义端讲：“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宋史》）稼轩斩其首归报，耿京以为壮士。辛稼轩不只腹笥阔大，通经读史，并且膂力过人，万夫不当，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奇才。

第二个叛徒是张安国。辛稼轩奉耿京之命到建康（今南京）见宋高宗，决定南归时，张安国杀耿京而降金。稼轩乃与王世隆、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弃疾时年二十三”

（《宋史》）。这是发生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的事，此时辛稼轩二十三岁，而秦桧已死七年，昏聩的高宗如梦初醒，看到北方来的英雄，也不免“一见三叹息”，而久处惕息忐忑中的儒士们亦“为之兴起”。辛稼轩的豪气和壮举，使绝望的死水顿生涟漪。这是辛稼轩一生引以为荣的回忆：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这首词是辛稼轩第二次被罢官住在信州城北的带湖时写的，他自称这首词是“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辛稼轩一腔的热情，在怯懦的偏安朝廷中遇到的是冰冷的回应。自“锦突骑渡江初”到辛稼轩殁，在江南四十五年中，只被任职二十五年，且位居下僚，不被重用。1162—1181 年（即22岁到42 岁）用二十年，1181 年被王蔺弹劾落职。1181—1190 年（即42 岁至52 岁），十年间赋闲带湖。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 年）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至1195 年，遭何澹劾奏，免去辛稼轩秘阁修撰，时年五十六岁矣。五十六岁至六十四岁八年间赋闲铅山瓢泉。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 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到宁宗开禧元年（1205 年）改知隆兴府，未到任。此年又遭弹劾。

综窥其宦海生涯可谓命途多舛，三起三落。南宋的皇帝，既患于得，又患于失。自视力量微薄，不足以御强胡，而又对失去的江山有所不甘，父皇与兄弟在五国城被囚，不能说不有所羞耻与怀想。父皇徽宗本是个不能驾驭天下的糊涂君王。《宋史》称“宋中叶之祸（即靖康徽钦北狩），章、蔡首恶”。这指的是章惇和蔡京。宋的国运，从来就不曾好过，而到了这些佞臣掌权之时，除去谋私之外，更打着变法的旗帜

为号召。大可悲叹者，领导变法的王安石辈，心忧天下是不用怀疑的，但刚愎自用，视事易而举措急，竟至虽有改革变法之心，而收天下震动混乱之果，老臣谏士被废逐摈斥；而跃然于新法推行之际的投机者章惇、蔡京辈，则是祸国殃民，他们绝对不管社稷之存亡，人民之死活。王安石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当然本心无可厚非，而司马光辈之反新法，也是老臣深谋，或有道理。坏就坏在王安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小人作祟。

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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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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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国防大学的演讲

何期执手成长别—陈省身先生人品论

精禽正藉海云飞—《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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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将的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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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的天才

附录

大丈夫之词—范曾先生的徽号  薛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