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难民》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思想家”。

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焦虑之中。社会阶层固化，地区差距悬殊，企业唯利是图，家庭不堪重负。二战后带领全球走向繁荣的社会民主主义逐渐衰落，民粹主义乘势而起，不同身份认同、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对抗日趋激烈。人们不再愿意包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政治选择沦为非此即彼的站队行为。无论选择哪一边，资本主义的未来仿佛都注定将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

那么，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在本书中，保罗·科利尔从近年来的世界政治局势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思考出发，诊断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地区、阶层和国家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严重的撕裂。正是这些鸿沟分化了人们的归属感，弱化了共同的道德观念，打破了不同群体间的互惠义务关系，摧毁了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科利尔主张政府应当为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提供支持，帮助它们承担道德责任，以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叙事方式，重塑国民间的互惠义务关系。

我是保罗·科利尔的超级粉丝。这是一本雄心勃勃、发人深省的著作。从根本上说，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打败资本主义。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

左派注重道德，右派注重现实，但是，在科利尔看来，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精英主义者，都把普通民众看作“无力照看自己”的儿童。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激活人的主体性，在伦理上都是失败的。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科利尔试图在左右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普通民众不再是被动的“弱者”，而是社群中的积极行动者：他得到，同时给予，实践个人权利，同时相互承担责任，在这一“互惠”的过程中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友爱。

——刘瑜［清华大学副教授，《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作者］

杰出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这部大胆的跨界之作中闯入伦理学领域，探讨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修复它。他认为，要弥合大都市精英与失落者之间的鸿沟，我们需要重塑归属、爱国主义和互惠的伦理。科利尔为当前的僵局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展示出好的经济学与道德和政治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大学教授，《公正》作者］

这个时代急需保罗·科利尔的洞见。《资本主义的未来》重新拾起了我们共有的道德观念，指出了它在家庭、组织和国家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本书是凯恩斯时代以来蕞具革命性，也有希望成为蕞有影响力的社科著作。

——乔治·阿克尔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资本主义对赋予的都市人来说是天赐之福，对于其他人而言则并非好事。保罗·科利尔以实用主义的姿态调动卓越的经济学知识，充满激情地为众多被鸿沟撕裂的西方国家指出了另一条可选的道路。

——默文·金［经济学家，前英格兰银行行长］

科利尔是英国至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这部重量级著作中，他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与其他民众之间、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为实现共同繁荣，他主张在国家政治、公司和家庭层面重建道德基础。他拒斥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提出了务实、大胆和富有洞见的方案。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2018年最佳经济类图书评语］

一些人认为，爱国主义有碍于推动一个更加公正和体面世界，包括那些最穷的人，走向繁荣。而保罗·科利尔却很看好爱国主义。他认为，抽象的世界主义经常被借以谋求愚昧的个人利益，相较而言，爱国主义可以为全球合作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科利尔要如何修复富裕民主国家的情感纽带呢？《资本主义的未来》提供了大量新颖的建议，在科利尔这个“务实的中间派”身上，你能找到许多干货。

——《纽约时报》

这本大师之作结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对多种社会科学成果的卓越思考，分析了这个时代下归属感的分崩离析——家庭、工作场所和国家——以及它引发的挫折，正是这些挫折为民粹主义者意识形态鼓手提供了崛起的时机。面对众多国家业已失灵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资本主义的务实政策，力图重建政治光谱中“饱受批评的中间派”，恢复当代生活的“社区伦理”。

——《科克斯书评》

道德国家的兴起

道德国家的鼎盛时期是战后的头20年。在一个充满道德使命感的辉煌时代，各国史无前例地创造了大量的互惠义务。“从摇篮到坟墓”和“新政”这两种简洁叙事囊括了在国家管理之下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极多的新义务。从孕期医疗保健到养老金，通过缴纳国家管理的国民保险，人们等于是在相互投保：这是社群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得到了左右两边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在美国，它开创了两党在国会中融洽合作的时代；在德国，它带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英国则是标志性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它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一名自由党人设计，由工党政府实施，并由多届保守党政府维持。1945—1970年，在北美和欧洲，尽管表面上有政治竞争的喧嚣和烟雾，但主流政党领袖之间的政治分歧微乎其微。*

但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基础是一项明显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遗产。大萧条的结束绝不只是二战无意间发挥的经济刺激产生的效果，更是一场大规模的共同事业，在走出萧条的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精心构建了关于归属感和共同义务的叙事。这样做的遗产是把每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义务感和互惠意识的社会。人们乐意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叙事，把个人行为与集体后果联系在一起看待。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富人愿意缴纳高达80% 以上的所得税率；年轻人服从征兵制度；在英国，连犯罪分子都因为警察不配备武器而自觉克制。这使国家的职能大大扩张，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议程。

但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先锋逐渐接管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道德国家演变为父爱主义国家。假如这些新先锋认识到这项非凡的遗产依赖于不断更新的共同身份，上述变化本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他们非但没形成这种认识，反而逆向而行。功利主义先锋队是全球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则强调受害者群体的独特身份。渐渐地，社会民主主义议程的基础瓦解了。到2017 年，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被选民抛弃了，这些政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借助第二章介绍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

第一部分 危机

第一章 新的焦虑

第二部分 重建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会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

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