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蒋介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捧他的人把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骂他的人把他丑化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简单的捧和骂，都造成历史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享誉海内外的杨天石先生，三十余年细心访求，细心抄写、研读蒋介石日记，参照大量相关档案与文献，带你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内容包括：
蒋介石的人格有哪些优点和缺点？蒋介石的日记的可信度如何？蒋介石在日记里为何会骂人、他都骂了哪些人？“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发明”的吗？抗战期间蒋介石如何惩治孔祥熙贪腐？蒋介石与史迪威为何水火不容？重庆谈判，蒋介石为何没有“扣留”毛泽东？抗战后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何失败？蒋纬国的身世之谜如何导致蒋介石、宋美龄的情感危机？陈洁如回忆录为何尘封近30年？
……
杨天石先生的蒋介石研究代表作，三十余年细心访求，从日记中挖掘蒋介石隐密的内心世界，探寻那些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政治内幕。
本版精心修订与增补，含有1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内附杨天石先生亲笔书写的七言绝句《题溪口蒋氏遗址》，值得珍藏。
研究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蒋介石。
在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捧他的人把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骂他的人把他丑化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简单的捧和骂，都造成历史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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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石先生的蒋介石研究代表作，三十余年细心访求，从日记中挖掘蒋介石隐密的内心世界，探寻那些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政治内幕。
本版精心修订与增补，含有1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内附杨天石先生亲笔书写的七言绝句《题溪口蒋氏遗址》，值得珍藏。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1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当21点至23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例如，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2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3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4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5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6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7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8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9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10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11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12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3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初版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3
——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一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4
二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6
三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10
四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18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23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32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32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35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37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39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43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49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一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49
二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51
三 初谈不顺／54
四 蒋介石心态180度大转变化，欲扣留并“审治”毛泽东／59
五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64
第二辑 对日策略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75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75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78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83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84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85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88
七 南京国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91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96
一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96
二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攻坚战未能取胜／99
三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102
四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104
五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108
六 南京：守乎？弃乎？／110
七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115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117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23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一 蒋介石精心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123
二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139
三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146
四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152
五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156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65
一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165
二 制裁唐绍仪谋和／169
三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173
四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177
五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180
六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181
七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183
八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189
九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191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抗战到底”之“底”／200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一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200
二 陶德曼的“调停”与苏联的“支持”／204
三 蒋介石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206
四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209
五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213
六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215
七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218
八 在开罗会议上要求明确声明：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222
九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224
第三辑 国际外交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235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一 关心俄国革命，早蓄游俄之愿／235
二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238
三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241
四 抵达莫斯科，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243
五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244
六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246
七 被热情的红军士兵抬了起来，批评外交人员“下流无赖”／249
八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252
九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253
十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255
十一 俄国人拒绝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大失所望／257
十二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261
十三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263
十四 与共产国际领袖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266
十五 蒋介石认为受到托洛茨基的欺骗，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271
十六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272
十七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274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280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 蒋批评史“无作战经验”，史辱骂蒋为“固执的家伙”／280
二 远征军初战失利，蒋介石愤恨交加／282
三 蒋介石提出对史迪威军事审判，宋子文请蒋“万分忍耐”／286
四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要求罗斯福表明态度／290
五 杜聿明等指责史迪威“擅权改制”，“毁辱国体”／295
六 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彼此恶感发展至极点／296
七 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命宋“滚蛋”／302
八 史迪威和宋氏姊妹“结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305
九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答应与宋相见／307
十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309
十一 蒋介石同意局部攻缅，史迪威欣喜若狂／310
十二 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313
十三 蒋介石拒不放权，不惜与美绝交，独立抗日／316
十四 罗斯福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321
十五 史迪威真心帮助中国抗日，但不应图谋全面操控中国军权／323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334
——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一 史迪威称暗杀蒋介石的命令来自“最高”，暗指罗斯福／335
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互动良好／337
三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有“短处”，但只能依靠他／341
四 “厌烦”蒋介石并伪造“最高”口头命令的是史迪威／345
五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348
六 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350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355
——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
一 宋子文舌战丘吉尔／355
二 事件原委／357
三 蒋介石大为动怒，指责丘吉尔“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360
四 罗斯福质问丘吉尔；蒋介石批评罗斯福／362
五 蒋介石决定“隐忍”，等待西藏当局觉悟／364
第四辑 蒋孔恩怨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371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一 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371
二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373
三 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376
四 昆明学潮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380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388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一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388
二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389
三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394
四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397
五 蒋介石止步停损／402
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上海“打虎”／408
一 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豪气干云，决心大干／409
二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410
三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414
四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416
五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痛骂警备司令宣铁吾／417
六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422
七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427
八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429
九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431
十 尾 声／434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介石、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441
一 蒋宋的相识与相爱／441
二 蒋介石与毛福梅等妻妾“离异”／444
三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订婚与结婚／449
四 新人笑，旧人哭／454
五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458
六 宋美龄逐渐介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459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467
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467
二 蒋介石坚守家中“秘密”，以“权变”之计化解矛盾／471
三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474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479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一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480
二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482
三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486
四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488
五 这一阶段，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490
六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492
七 考尔斯反复无常／493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494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一 可疑的送别茶会／494
二 蒋介石、宋美龄同场表态／496
三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501
四 无风不起浪／509
五 美国人企图借蒋介石“婚外情”事件要蒋交出军权／515
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521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一 纽约出版界透露，陈洁如将出版与蒋介石同居的故事／521
二 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得报，命江易生调查／523
三 蒋介石、蒋经国早就得悉，一直在筹谋对策／527
四 陈立夫、俞国华等提出“双管齐下”办法／530
五 陈立夫出面调解，陈洁如具结保证，不再出书／533
六 陈洁如回忆录大量作伪，价值不大／535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史学会理事、现代史学会理事、《社会科学》及《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杨天石长期研究文化史与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