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育儿的责任强加于女性，依旧是日本社会的现状。
雇用环境逐渐恶化，社会构造日益复杂，结婚也变成困难的事，或者即便结了婚，也不愿意要孩子，又或者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弃育儿甚至虐待孩童——种种社会现实刺目至极。
近30年来的日本，几乎一成不变的现实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6-7成女性面临失业。女性不仅置身于只有丈夫和子女的核心家庭中，而且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父亲缺席”，每3位母亲中就有1人面临“孤独育儿”的现状。
国家也不愿意为育儿事业提供财政支持。托儿所的增设需要较多资金，于是国家选择强化育儿假制度，试图回避问题。即便增设托儿所，也是放宽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而民营企业为了一己之利，以低薪聘用新手，导致优质保育逐渐消失。
仿佛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对女性说：“这么担心小孩的话，让母亲在家守着吧。”
第一章 为何无法成为父母（节选）
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
在东京都内的公益法人工作的石野惠子小姐（ 化名，34岁），2002年3 月从大学毕业。2003 年，她与学生时代交往的男朋友结婚，育有二子。虽然顺利请到产假，但她表示：“想取得育儿假，几乎是梦中之梦。”
结婚那会儿，丈夫正在攻读研究生，为此，两人已经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惠子小姐当时在中央官厅担任临时职员，婚后很快换了工作，顺利应聘为正规雇用的非编制职员。月薪为税后20万日元。接着， 她便在有着30年筑龄、约6张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公寓里与丈夫开始了新婚生活。
惠子小姐在试用期时怀孕， 总务人事科告诉她：“ 从未有过员工还没入职就怀孕的先例。你靠丈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吗？”事实上就是向惠子小姐提出劝退。更有甚者，人事科还给惠子小姐远在九州的老家打去电话，向她尚未退休的双亲表示，倘若想继续留在单位，惠子小姐必须“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否则就辞职吧”。总之，提出的皆是强人所难的要求。
好在直属上司对惠子小姐竭力袒护，她才没有遭到辞退，却不得不工作到产前第4周（法定产前6周即可申请产假），产后也仅仅取得了8周的产后休假，便迅速回归职场。惠子小姐表示：“如果可以，当然希望能取得育儿假。”然而自己是家庭的支柱，要是不出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便无法维持。试用期怀孕一事让她遭到同事的排挤，甚至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 没有战斗力”， 这些闲言碎语很快传入惠子小姐的耳朵，大环境如此，她根本没法申请育儿假。自那以后，单位招聘职员，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至一年。惠子小姐认为：“ 这样一来， 如果试用期怀孕， 单位便能轻易辞退女性员 工了。”
顺便一提， 根据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及儿童家庭局的规定：“无论员工是否处于试用期，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均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若男女员工均以正式职员身份获得录用，且隶属同一部门，试用期限却不一致，也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根据《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九条规定，禁止以妊娠、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 包括禁止解雇、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
丈夫取得硕士学位后，虽然顺利就职，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将他逼到过劳死的边缘。惠子小姐怀孕期间，他曾三次在公司昏倒，被送到医院抢救，接受住院治疗，并被医生命令在家休养。丈夫离职后，尝试攻读原本已经放弃的博士学位。毕业后， 他找到一份外聘讲师的工作， 于是留下妻儿， 独自前往关西 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惠子小姐都过着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单身母亲”生活。6年后，她怀上第二胎。怀孕期间，丈夫已经离家，去了关西地区工作，偿还奖学金的同时，每月给惠子小姐寄来10万日元的生活费。分居两地的生活导致他们很难再有积蓄。惠子小姐选择了分娩费用较为低廉的都立医院，甚至一次次对腹中的宝宝说：“深夜或双休日麻烦医生的话，会增加住院费用，你要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生哦。”
她为第一个孩子选择的是公设民营的幼托联合型“认定幼儿园”。寄养婴幼儿的机构， 分为文部科学省管辖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托儿所，以及两省共同设立的认定幼儿园。幼儿园侧重对幼儿的教学启蒙，孩子每日在园时间较短，母亲多为全职主妇；托儿所允许孩子留至晚间，不过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孩子的父母也几乎都有工作，无暇照顾小孩。由于托儿所的待机儿童很多，惠子小姐费尽周折，总算把孩子送进了认定幼儿园。认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很像，基于“孩子应该尽量和母亲待在一起”的理念，常在工作日的白天举行监护人集会。为此，惠子小姐很快将带薪假期用完。孩子进入小学后，放学时间变得更早。在此基础上，想要带着孩子复归职场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申请育儿假，收入就会减少，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一时之间，惠子小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今后如果没有加薪的希望，又找不到寄养孩子的机构，仅靠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抚养两个孩子。”于是，惠子小姐怀上二胎后，便把远在九州老家的母亲叫了过来，产后第8周回到职场。入园费便宜的认定幼儿园已经招收了很多待机儿童，就算能找到别的地方寄养孩子，也只能选择每月费用超过10万日元的认定外机构。行政支援中，也有由“保育妈妈”提供的家庭保育服务事业，可以将孩子寄养在符合标准的保育妈妈家里，另外，若监护人需要常去医院，或参加冠婚葬祭等红白喜事，家中无人照顾孩子时，也可以选择“临时寄养”的方式。然而，惠子小姐与丈夫分居两地，又有全职工作，保育妈妈服务的利用时间段和利用次数都很受限，思来想去，她只好请母亲从老家赶来为自己照顾小孩。惠子小姐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提前退休，搬来东京，与女儿住在一起，专心照顾孙儿。即便国家出台保育制度，现实中也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无法回回按制度办事。惠子小姐深有感触地说：“生下孩子后，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比起行政支援，自己母亲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
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会改变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就业继续型”女性（指不受结婚生育影响持续工作的女性）的产后就业率为30.7％，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其产后就业率只有17.7％。后者中，若自家与父母家相距不足1小时路程，产后就业率为19.4％超过1小时路程，则产后就业率下降到12.8％。总之，“再就业型”（因结婚生育而离职，待小孩成长到一定年龄复归职场） 占比未曾超过50％。至于“离职型”（因结婚生育而辞职，此后不再工作），与父母同住并离职的女性占比14％；分居并离职的占比21.1％ ；自家与父母家相距1小时以上的占比27.4％， 即是说每3人中就有1人不得不完全退出劳动市场。当前，拥有两立支援意识的企业数量稀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对既想工作又想成为父母的人而言，能否依靠自己的父母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 为何无法成为父母
眼下，为何一旦成为父母就会被孤立
就业冰河期一代在妊娠期遭遇的问题
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
年年增多的35岁以上高龄产妇
年近40岁的助产士
变成消费品的“相亲”“备孕”
“女性杂志风”的育儿误区
满足自我的妊娠
与“生命拣选”密切相关的产前诊断
直面“产后抑郁”
丢下3个孩子的“失踪”妻子
困难至极的都市育儿
住在附近的爷爷奶奶们
访问新生儿时感受到的危险信号
想成为父母？来自职场的否定
男性的育儿休假现状
第二章 流水线化的分娩
发出哀鸣的产科医疗
医师资源紧缺的妇产科
产科医疗的危机程度
医师工作过于忙碌造成的弊病
在哪儿工作都悲惨
“医院不同，这一点也迥异？”
在“私人诊所”分娩
面对“简单体检”时的不安
人数骤减的资深助产士
东京以外地区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
第三章 被剥夺的孩子的幸福
被迫过劳工作的NICU
细致周到的看护却遭否定
失去“感谢”之音的职场
医师资源稀少的儿科医生遭遇妊娠解雇
父母成长的机会
在这家医院分娩，是件好事吗？
为何偏偏是女性无法工作
被幼儿园驱逐的“一无是处的孩子”
受看护的残障人士与不受看护的残障人士
正视虐待的现场
发生在爱婴医院的事
“必须告诉大家，养育孩子不是儿戏”
让母子遭到孤立的食物过敏
第四章 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
想对即将迎来宝宝的父母这样说
“正因为我在工作，育儿时才更有动力”
从育儿复归职场的助产士们的心声
让离职率锐减的住院部
奋战中的地方诊所
必不可少的是“寸步不离的助产士”“能严厉责骂的医生”
质问医疗水平高度发展之后的时代
当孩子的容身之处减少时
心疾患者的光明未来
收获好成绩的“职业妈妈小组”
理应重新认识的母乳价值
备受瞩目的“袋鼠式护理”
茨城县首次发行的“母乳券”
构筑互帮互助的场所
营造能够生育的社会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