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知名纪实作家，着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一辑（一）、第三辑（六）（七）；《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与东平合着《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荣获2004年全国佳畅销图书奖）、《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等。

　　东平，资深记者。着有《东方之女》《天涯路》《中国人探险纪实》《走过彩云南》《宋庆龄：永远的美丽》《中国进行时》等。

　　中南海，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吸引着中外向往与好奇的目光。菊香书屋、西花厅、怀仁堂……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南海有着怎样的布局，其中发生过怎样的历史风云？
　　作者亲身采访，由保健医生、警卫员、秘书等讲述领导人在特殊年代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南海居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交集往来，生动展现新中国第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这本书内容严谨真实，鲜活生动。

　　王敏清：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
　　十、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突然来到杭州毛泽东的住地/飞机已经发动，江青突然责怪起王敏清、张仙鹏，并把他们赶下飞机
　　1960年3月至6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度过的。
　　在杭州毛泽东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3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她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中央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作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侯，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悄悄地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如何工作。当她也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对王敏清说，护士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她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就返回了北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对殷曼丽屡屡斥责。王敏清了解到，殷曼丽已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新中国成立后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男护士朱宝贵谈恋爱谈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至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弥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
　　王敏清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愤愤，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王敏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青去北戴河。
　　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一行人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愠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碴儿，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
　　“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下去！”江青摆出了一副决不妥协的架势。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了飞机。

　　十一、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卓琳告诉王敏清：鸡蛋倒是每天煮了，但是邓小平不吃/在朝鲜访问时，康生总和团长邓小平拉开一段距离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他接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的善于恶人先告状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待此事，他估计还要费番口舌，向有关领导做解释。不料，他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向他询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叫我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从北戴河又回到北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要他再次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季，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内勤卫士张宝忠见了面。在这之后，他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去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这都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敏清与邓小平及其家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脑海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
　　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卓琳在讲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近况后，告诉王敏清说：邓小平此刻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她边说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卓琳拎起了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这床棉被不仅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看得出是床盖了很久的旧棉被。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
　　王敏清说：“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
　　有一次，邓小平中耳炎犯了，王敏清在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他的耳朵外边。当时王敏清很过意不去，但邓小平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王敏清对笔者说。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以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三年困难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他建议每天早晨给邓小平吃一个鸡蛋。
　　过了些日子，王敏清到邓家探视，询问起吃鸡蛋的事。卓琳告诉他，鸡蛋倒是每天早上都煮了一个，但邓小平没有吃，都给小儿子吃了。“他说他看着小儿子吃，比他自己吃还要舒服。”卓琳也无可奈何。
　　“根据邓小平爱孩子的特点，有些我们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情，就通过孩子来做。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他每天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而他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办公一样，也是坐着，所以他的体力活动很少。我们也劝，卓琳也说，让他多活动活动，可效果不大。后来，每当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让邓小平的小儿子连拉带拖地把邓小平拉出室外散步，结果这一招还比较灵。”
　　那次访问朝鲜，康生（前右四）对邓小平当团长，他当副团长内心可能有点不服气，老没个笑脸。后排右四为王敏清由于邓小平的内脏没有病，所以，王敏清在负责邓小平保健医疗期间，主要是组织好邓的定期体检和外出时跟随他出差，算是医疗保驾吧！除了国内出差外，他还随邓小平出访过几次，到了朝鲜和越南。
　　“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为抗美援越作战之事，叶剑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曾秘密访越。你们那次访越是否也与此有关？”笔者问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保健医生只管保健医疗方面的事情，别的事情从不过问，人家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跟随领导人时，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们谈话时，没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我们向来不往前凑。”
　　“翻看相册时，我看到好几张您和邓小平在朝鲜拍的照片，您能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吗？”笔者问道。
　　“那次是1961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访问朝鲜，团长邓小平，副团长是康生。康生对邓小平当团长、他当副团长可能内心有点不服气，老没个笑脸。而且代表团集体参观、活动时，他不是紧随团长，而是一个人总在后面，有时拣石头、看字画，或东张西望。团长、副团长老相隔那么远，是不太正常的，在外事场合更不妥当。一次邓小平曾对朝鲜同志笑着说：‘康老啊，就是喜欢古董，爱考古，看见石头、字画就走不动啦。’”
　　十二、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保健局撤销了/史书翰、郑学文要王敏清四进中南海/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一些真情告诉给王敏清/王敏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揭发康生的长信，可信却落到了康生手中
　　1964年，毛泽东就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其名包括撤销卫生部的保健局，取消中南海保健组。他还批评专门负责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北京医院，应该“改名老爷医院”，要北京医院对外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南海里保健组也撤销了，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医院。我们全体保健人员撤离时，在保健组办公的院前合影留念，毕竟在此工作多年。”
　　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到陕西省咸阳的牛角村“四清”，除了他的警卫员赵雨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干部刘吉顺跟随外，组织上决定王敏清随杨尚昆一起去“四清”。
　　在陕西乡村的“四清”生活，使王敏清重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在延安度过的艰苦岁月。新中国成立15年了，中国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王敏清他们所在的牛角村，是个十分贫困的村庄。这里的老百姓甚至买不起食盐和点灯的油。王敏清他们最初每天只能吃两顿棒子面糊糊，后来陕西省委看到工作组又苦又累，决定让工作组另起炉灶，这才喝上了面汤。这也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当他们“四清”结束，回到西安市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曾在西安大厦款待他们吃炸馒头片。结果盘子一端上来，就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因为厨房已经下班了，做不了其他花样，只得再炸馒头片。
　　第二盘、第三盘均很快被扫光，直到大师傅炸完第四锅，他们才打住。“那时肚子里缺油呀！不仅是我们终生难忘，在场的人都深刻印象。”王敏清说。
　　1965年秋，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负责保健工作的郑学文处长，相继找王敏清谈话，要他第四次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
　　自从撤销中南海保健组后，中南海内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的治疗，都得临时叫人来或出中南海去看病，很不方便。而原中南海门诊部并不担负领导人的保健医疗工作。史书翰、郑学文找王敏清，是希望他去后，能兼管一些原保健组的工作。
　　已经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王敏清，一再推托不愿当官，他说当医生，治病救人足矣，从未想过担任什么职务。他推荐原保健组别的几位资格更老的医生，说他们更合适就任。可史书翰、郑学文一再找他谈，认为他曾为多位领导人服务过，相互熟悉融洽……王敏清最后答应，先由他顶着，希望领导继续物色人选，一旦物色到合适人选，他就退出来。
　　王敏清就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半年多，就遇着了狂飙疾雨。1966年初，于1965年年底调到广东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已经处于被批判的状态。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将杨尚昆列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而王敏清长期担负杨尚昆保健医疗，并随杨到陕西“四清”，被视为同杨尚昆关系很不寻常，所以当批彭、罗、陆、杨进入高潮之际，王敏清也随之受到波及，开始受到种种诬陷。
　　不久，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的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原来，康生曾诬陷王超北、刘雅洁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是特务、内奸，王世英为此和康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父亲还给王敏清看了1962年他刻画康生嘴脸的诗：“阿谀逢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难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敏清听呆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康生经常来看望父亲，表示亲近；为什么对自己客气有加，并向江青推荐自己做保健医生……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手段封住父亲的口，不揭他们的短。当他们发现这一套对刚直不阿的父亲不起作用后，便萌生祸心，乘“文化大革命”之乱置父亲于死地，杀人灭口。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及其迫害王世英的阴谋。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王敏清的家多次被抄，被关、被斗，后来又下放西北劳改……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1968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1979年1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同年9月，蒙冤13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的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2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向党、向人民揭露康生的累累罪恶。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庄，一直为不能将康生劣迹抖落于天下，致使许多是非辨不清、民愤难平抑而耿耿于怀，收到这篇来稿，不禁大喜过望。当时还没有一篇如此翔实而有力度的揭露鞭挞康生、能言人所未言的文章。
　　可在当时，中央尚未对康生定性，发表这篇文章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也将引起好的轰动效应。因此李庄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未与报社其他负责人商议，便拍板发稿。
　　文章于1979年9月24日刊出，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1980年10月16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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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清：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1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保健处，他们在中南海里就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

林克：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46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经开放过一段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甚至满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从无止境；而领导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连广宇，精骛八极。

马晓先：红墙内的女护士长/71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杨尚昆：我本人其实就是个大秘书/122
杨尚昆在七八年间，根据情况的变化发展，不断对中央工作机构调试完善，既有预见性和敏锐感知的明智，又有许多独创性。经他主持调试完善后的中央办公厅工作格局，至今变动甚小，可见他的举措既符合当时的领导工作需求，又有比较长远的思考，是经得起历史发展考验的。

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159
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原来中直修办处的两位工程师做过精心的设计，并于1954年就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

于光远：中共秀才们的那些事/224
于光远先生不同意我的这种感觉：“刘少奇的地位比周恩来重要。我们党的高层领袖中，思想深邃、有理论探索精神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敢于和毛泽东争辩，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他病逝后，刘少奇的理论地位更显示了出来。周恩来、朱德则属将构想变为现实的大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