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六朝美学与汉代美学、六朝美学与隋唐美学的关系论述为起止，从六朝美学与社会背景、六朝美学与人的意识发展等方面阐释六朝美学，详解“妙”“言意”“丽”“气韵”等重要美学范畴，并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六朝绘画、书法、乐舞、雕刻、园林、青瓷、陶俑、文学美学的具体情况，细致地展现了六朝美学面貌。
六朝：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六朝时期，曾经稳定的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最不稳定的局面，最讲究大一统的中国却最没有大一统，南北长期对峙，“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竟是如此宅基不牢、王气不聚。即使在同一王朝期内也是沧海桑田、陵谷巨变。公元453年，宋文帝被长子所杀，其后二十多年间，更换了六个皇帝；齐历世仅二十二年，换了七个皇帝，其中八年间（494—502）换了五个。这是一个冲撞、变动的时期，从而规定了它那绚丽和惨淡、悲剧和闹剧、宗教色彩和世俗情调相并存的现象。这才会有萧氏父子至尊身份和轻靡诗风并存的状况（如萧衍，生活那样清苦而诗情风流），才会有萧纲与裴子野的古今新旧之争——实际是理性美学与感性美学之争。一切没有稳定，一切有待稳定，而一切又在向稳定方面发展。这些都使得六朝时期最动乱且又最活跃、最复杂且又最有内容。六朝烟水的靡丽，六朝粉黛的靡丽，编织成一幅光怪陆离的文化图像。
跟地理状况居中的特点相吻合，它具有南北文化交汇的特征；在文化形态上，它又具备阴阳文化交感的性质。它负载的历史内容深厚，具有和吴地姑苏文化相类似的性质。六朝美学就是在上述总体文化语境中具备了自身的涵质。
六朝是中国美学走向自觉、基本定型的时期。
六朝是中国美学在各个门类、领域全面发育的时期。
六朝是审美主体的审美基本成熟的时期，人情绪结构的多面性被发现、被感受到。我们可以从六朝列出一长串居于中国美学史前沿、具有一流水平的美学家名字。曹植《与杨德祖书》形容建安文学盛况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六朝美学家群体状况也正如此。
六朝美学就形态而言，有理论形态和物化的作品形态，而且两者的发展呈同步趋势，使得中国美学在总体形态上趋于完备。理论形态有四个特点：一是由思辨性进入经验性；二是由抽象议论进入艺术的多种门类研究；三是由创作论进入欣赏论、批评论；四是诞生了“品”的形式。
六朝美学精神比较齐备，包括人文精神、现实精神、悲剧精神、玄远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生命精神、宇宙精神等等。精神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精神意识的孵化和发育。
六朝在社会结构与美学的关系上，在哲学与美学的关系上，在宗教与美学的关系上，为中国美学史提供了范例。
六朝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绘画、书法、园林审美理想，它诞生了一系列新美学范畴，诸如“妙”“气韵”“神似”“风骨”“味”等，具有美学史的阶段性意义和地位、价值。而在六朝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美学范畴：东晋是“神”“韵”；刘宋是“清”；齐、梁、陈是“艳”，是与宫体之靡丽相并存的永明体之清丽。六朝美学在审美范畴演化过程中显示出其思想的轨迹：由雅入俗，由形上而形下，由纯精神现象超越进入世俗生活的感应和描述。
六朝美学是由贵族美学、通俗美学、金粉美学交织而成的“三色环”。六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在历史内涵上，过渡与沉淀、延续与变异同时存在；在美学上则是精致与板涩并存，出水芙蓉与错彩镂金相生。
六朝是继先秦后又一次思想纷乱期，人文主义精神重新抬头，也正因为此，人们对于自身的体认产生了自觉的意识，因而出现了人对于自身的审美，即所谓的人物品藻。而对人价值的估价和肯定标准，并不仅仅是人的学问和德行，还包括人的个性、智慧、情感、情调、风度等。
六朝美学是前代残存而有新的萌生的时期，是定型过渡时期，既积淀了前代又为后代做出新的积淀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的素质全面发展，审美能力大幅度提高。庄佛合流形成了新的思想趋向，也带来了新的审美趋向。作为庄学新形态的玄学，在本体上促进了美学向无上性、无穷性、无限性的升腾。玄学使得六朝美学对美的体认达到一个相当深刻的层次，这就是美是不可言传、不可言喻的，体认美的方式是得鱼忘筌、舍筏达岸。从以玄对山水到以美对山水，六朝美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新变。佛学精神使美学本体论和形神论等具体理论得到了新的生发和提高，庄学更使自然论在六朝美学中得到了确立。
六朝时，审美趋于感性化，又色彩绮靡，缺少建安的风骨，所以钟嵘才会慨叹“建安风力尽矣”。也唯其如此，六朝美学才有了它的特定性。
六朝美学对中国美学史的贡献就在于它实现了美学的解放。美学开始从道德、实用中剥离，进而沉淀下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这相对于两汉而言，是历史性的进步。
总之，六朝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范畴、形态、意识、理想、形式、发展观等方面。六朝是美学自由、活跃的时期，“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