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伯恩斯 Anna Burns
　　北爱尔兰di一位获得布克奖的作家。安娜·伯恩斯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工人阶级家庭。《送奶工》是她的第三本小说，因其原创的文风和独到的见解，一举拿下英语文学至高奖项布克奖、全美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奥威尔奖等多项重磅奖项。在此之前，她的作品曾入围橘子文学奖，被媒体赞誉“比肩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别再窥探我的生活。没有肢体接触，就不构成侵犯了吗？
　　18岁那年，我被一个代号为“送奶工”的人跟踪窥探。人言可畏，这段遭遇却被邻里谣传为不堪入目的私情。他们不想要真相，他们只想要谣言。我就在这样冷漠、封闭、对立的小地方长大成人。我，要么放任自己被同化；要么看清一切，笑着往前。18岁的我，要求自己想得更多。
　　总有一小部分人，在荒诞的集体谣言中，保持理智和真情实感。

　　《送奶工》涌动着黑色幽默，以及少年对成人世界之残忍荒谬的愤怒。
　　——《纽约客》

　　这本小说的方方面面都是真实的。
　　——《卫报》

　　天才般的实验文学……有时一个句子，就令人叹为观止。
　　——布克奖评委主席安东尼·阿皮亚

　　《送奶工》的叙述声音，是一种奇迹。
　　——奥威尔奖评委主席汤姆·萨克利夫

　　《送奶工》坦率得令人震惊，它绝对值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主席达米安·史密斯

　　她的主题，她曾说，是关于“权力如何被使用，不仅是个人意义上，而且是社会层面上”。它处理了对立、野蛮、身份认同、监视和抵抗，《送奶工》尽管把故事设定在40年前，但是很多层面上，它就是关于当下的——它非同寻常地预兆了#metoo运动。
　　——《卫报》书评

　　相当出色……纠其核心，《送奶工》就是一本野蛮生长的、真实的小说，关于人们如何在恐惧中生活。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送奶工》是一头奇怪的野兽；它苛求太多，但是也回馈了很多：它的叙述语言，仿佛通体带电，让人觉耳目一新。
　　——《娱乐周刊》

　　伯恩斯充满力量的叙述，调动了叙述者感性的声音……《送奶工》在一个只有单一的声音、一个分为我们和他们的社会里，提出了一次激昂的、自由的思考。
　　——《今日美国》

　　《送奶工》是精巧的凯旋之歌，歌唱理解力和重要之事……它是一部深刻的女性主义作品，聚焦一个年轻女孩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私下里或是公共地榨取，意义非凡、令人信服……中间姐姐是一股力量。她是现代的女英雄。
　　——《洛杉矶时报》

　　很少有小说能像这本书一样，看透暴力如何瓦解了社会网络，反倒强化了人性之恶。这本书也充满能量，在一些孔隙中透出善良之光，还有年轻人特有的快乐……一头扎入这本书的叙述语言，就好像提醒我们，在这本有些黑暗的小说里，辨析最复杂最困难的情感，是一种快乐。关于这一点，或者说，正因如此，《送奶工》反抗成功了。
　　——《波士顿全球报》

　　《送奶工》是一本能引爆人群的小说，有不少历史的成分，但名字、日期、地点并不构成妨碍。它讲述的不仅是特定的个人故事，而是对一个无名女孩内心正在形成的准则的致敬。
　　——《新共和》

　　那天，某某·某某之子拿一支枪抵着我的胸口，说我是只猫，威胁要一枪打死我。就在同一天，送奶工死了，被一支政府暗杀行动队开枪打死了。我并不在乎他被枪杀，但其他人在乎，其中一些人，用行话说来，跟我只是“点头之交”。我被人们谈论，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是大姐夫——到处散布谣言，说我跟这个送奶工有染，还说我十八，他四十一。我知道他的年龄，不是因为他被枪杀后媒体有所报道，而是因为在枪杀事件发生前的好几个月里，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就已经开始议论，说四十一和十八搞在一起真恶心，说二十三岁的年龄差真恶心，说他都已经有老婆了，而且有许多隐蔽低调的人正在监视我们，他才不会上我的当。和送奶工有染，似乎我也有错。但我和送奶工实际上并没有关系。我不喜欢送奶工，他不停地纠缠我、诱惑我，让我害怕和困惑。我也不喜欢大姐夫。他总忍不住造谣别人的私生活，包括我的私生活。我小时候，十二岁那年，大姐甩掉了她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因为那人骗了她。分手后，她急于找个新欢，用来忘却刻骨铭心的旧爱。就在这时，这个人出现了。这个新来的人搞大了她的肚子，他们立即结了婚。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当着我的面，拿些下流话来讲我——关于我的私处、我的尾部、我的逼仄、我的穹隆、我的玄圃、我的逼肖、我的那一个字——他用的那些词，跟性有关的那些词，我听不懂。他知道我听不懂，但也知道我能察觉出其中的性意味——对他而言，好玩就好玩在这里。他那年三十五岁。十二岁和三十五岁，也是二十三岁的年龄差。
　　他这样讲我，还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讲。我不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人。只要我姐姐在房间里，他就不会讲。可一旦姐姐离开，他的身体里就好像有个开关被打开了。好在我并不怕他打我。在那段日子，在那个地方，大家看身边的人，首先看他们有没有暴力倾向。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没有，他不是那种人。尽管如此，他喜欢猎艳的天性还是每次都让我感到僵冷。他是个肮脏的家伙，而她也很难受，因为怀有身孕，因为还爱着那个她谈了很久的前男友，直到现在都不肯相信他对她的所作所为，不肯相信他确实一点也不想她。他现在和别人在一起，已经走出了上一段感情。她对眼前的这个男人视而不见。她嫁给这个老男人，却不愿与他有亲密关系，因为她自己太年轻，太不开心，在感情里太难以自拔——只不过不是与他之间的感情。我不再去她家，即使她很悲伤，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语言和表情。六年后，他又想对我和我其他几个姐姐用他的那套伎俩，我们三个人——或直截了当，或间接委婉；或彬彬有礼，或“叫他滚”地——拒绝了他。就在这期间，同为不速之客却又可怕得多、危险得多的送奶工，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登上了舞台。
　　我不知道他是哪家的送奶工。他不是我们的送奶工，我觉得他不是任何人的送奶工。他不接受牛奶订单。他跟牛奶完全无关。他从来没送过牛奶。再说，他开的不是运奶车，而是汽车，各种各样的汽车，常常是很招摇的款式，尽管他本人算不上招摇。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曾注意过他和他的车，直到他坐在那些车里开到我面前。后来出现了那辆货车——小型车，白色，毫无特色，会变换形状。时不时有人看见他坐在那辆车的驾驶座上。
　　一天，他开着他的某一辆车，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正在一边走路，一边看《艾凡赫》。我经常在走路的时候看书，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后来这也成了别人进一步攻击我的罪证。“走路看书”，罪证清单上绝对有这一条。
　　“有一种姑娘总让人好奇‘她是谁’，你就是那种姑娘，不是吗？你父亲叫那个啥啥，对吧？你那些兄弟，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还有那个谁，过去常常在板棍球队里打球，没错吧？上来，我开车送你。”
　　他漫不经心地说这些话的同时，副驾驶座的车门已经敞开。还在看书的我吓了一跳。我没有听见这辆车开过来的声音，也从没见过驾驶座上的这个男人。他探过身子，看着车窗外面的我，用助人为乐来展现他的亲切和友善。然而，到了这个年纪，到了十八岁，“亲切、友善和助人为乐”总会让我立刻警觉起来。搭车本身没有问题。这里的有车族经常会停下车，主动让进出这片区域的人搭车。当时，这里汽车数量还不多，炸弹恐慌和劫车事件又常常导致公共交通意外停运。人们承认有一种说法叫作“路边慢驶招妓”，但并不相信现实中真会有人做这种事情。我肯定从来没遇见过。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搭别人的车。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走路——走路看书，走路思考，再说我不想和那个男人坐在同一辆车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他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他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叫得出男性成员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没粗鲁地对待我，我也就不能粗鲁地对待他。我犹豫了一下，或者说愣了愣——这挺粗鲁。“我在走路，”我说，“在看书。”我举起书，好像《艾凡赫》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在走路、为什么需要走路。“你可以坐在车里看。”他说。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最后他笑了笑说：“没关系，别放心上，留下继续看你的书！”说完就关上车门，开走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发生的一切——但谣言已经传开。大姐跑来我家，因为她丈夫，我今年四十一岁的姐夫，派她来看我。她来通知我，也来警告我。她说有人看见我和那个男人讲话了。
　　“滚！”我说，“什么叫有人看见？谁看见了？你丈夫？”
　　“你最好听我一句。”她说。但我不会听——我讨厌他和他的双重标准，也讨厌她对这些双重标准的忍气吞声。我没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埋怨她，把他长期以来对我讲的那些话都怪到她头上。我一直在埋怨她不该跟这样的人结婚，她既不爱他，也绝不可能尊重他，因为她知道——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总在寻花问柳。
　　她一个劲儿地劝我行为检点，警告我这样继续下去对自己没好处，别和什么男人都搞在一起——但是够了，我被惹毛了，开始破口大骂。我知道她讨厌脏话，这是让她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我朝着窗外，冲着她的背影继续大喊大叫：要是那个懦夫还有什么要说，让他自己来我家，亲口跟我说！我错了：我太过感情用事，还被别人听见、看见我太过感情用事，放任自己的冲动，朝着窗外，朝着下面的街道，大喊大叫。通常我能控制住自己，但那时我生气了，实在气坏了——我气她是个微不足道的主妇，总是对丈夫言听计从；我也气他总想把别人对他的鄙夷传染给我。我感觉自己的顽固不化和大叫“跟你无关！”的念头正愈演愈烈。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总会很不幸地想要故意对着干，不肯吸取教训，最后弄得两败俱伤。对于我和送奶工的谣言，我根本不屑一顾。这个地方总有人在不停地打探每个人的事情。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涨起，落下，来了，离开，继续追逐下一个目标。所以我没在意我和送奶工的绯闻。但后来他再次出现——那次他是走过来的，当时我正在公园里跑步，周围建着几座水库，地势起起伏伏。
　　当时我就一个人，没在看书，我跑步的时候从不看书。他又一次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在这个我以前从没碰见过他的地方。他跟上我的步伐，突然间变成了我和他一起跑步，而且让别人看来好像我们总在一起跑步。我又被吓了一跳，我每次遇到这个男人都会被吓一跳，除了最后一次。一开始他没有说话，我也说不出来。后来他开始没头没尾地闲聊——这又让别人看来好像我们总在一起闲聊。为了跟上我跑步的速度，他语句简短，还有些不自然。他谈论的是我工作的地方。他了解我的工作——在哪里、做些什么、几个小时、哪几天，以及我每天都坐着去镇上上班的那辆公共汽车——只要当天它没被劫持，我会在早晨八点二十分上车。他还郑重其事地说我从来不坐那辆公共汽车回家。他说对了。每个工作日，无论下雨还是天晴，有枪战还是炸弹，发生罢工还是骚乱，我都选择走路回家，边走边读我最新拿到的书。通常是一本十九世纪的书，我不喜欢二十世纪的书，因为我不喜欢二十世纪。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送奶工肯定也已经知道这些。
　　他自顾自说话时，我们正沿着上游水库跑步。下游还有个小一点的水库，就建在儿童乐园的旁边。这个男人，他一直看着前方，跟我说话时一次也没有把脸转向我。在第二次见面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好像也不想要任何回答。并不是说他问了我就会回答。当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还在想“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他为什么要装作一副认识我的样子，好像我们相互认识，而实际上我们并不认识？他为什么认为我不介意他跟着我，而实际上我很介意他跟着我？我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告诉他我希望他别来烦我？但当时我只是在想“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他问题是后来才想到的——我说的“后来”不是指一个小时之后，而是指过了二十年。那一年，我十八岁，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成长，那里最基本的法则是：如果没有人对你的身体施加暴力，没有人用赤裸裸的言语公开侮辱你，没有人露出嘲弄你的表情，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你又怎么可能遭到什么也没有的攻击呢？十八岁的我对于构成侵蚀的各种方式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我能感觉到它们，一种本能反应，一种抵触情绪，在某些处境下，在某些人面前。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种本能反应和抵触情绪是值得重视的，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喜欢也不必忍受任何一个人靠近我。那时候，我最多能做的，就是盼望那些人赶紧讲完他们自以为能体现他或她的善意和助人为乐的随便什么话之后就离开；要不然，我就自己走掉，迅速又不失礼貌，在我还有机可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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