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属于顿悟的思想者类型，“片面的深刻”是其特征；而沟口雄三则是其反面，显现的是学术的、理性的，一种纯粹学者类型。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竹内好的方法是通过把鲁迅连带中国都纳入他自己的一种主体性框架内来展开对日本的思考，其呈现的鲁迅和“中国像”不是准确如否的问题，而是始终以他自己的“思想”形态存在的。而沟口雄三偶尔也提及鲁迅，但他并未把鲁迅作为一种思想的参照来把握中国并以此达到把握日本的目的。相反，沟口雄三是以“中国思想史”这样一种样态出现在自己相对主义的价值世界里的。要把握二者的“中国方法”之不同，只要记住沟口雄三自己说的话即可：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
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
如果给上述这些话加个注脚，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沟口雄三是以世界多元主义存在作为自己立论的前提，而他本人也是个价值多元主义者。在这个前提下，他通过“思想史”来展开他的中国研究和思考。“基体”是他的中国研究的核心概念。他的“中国思想史论”本质上就是“基体论”。欧洲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是因为它自身的基体不同。中国的近代之所以异于日本，也是由中国“前近代”的基体决定的。他通过中国“前近代”的“公私”概念与“大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着重研究了孙中山的共和主义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和日本；中国近代“民权”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也主要是与中国“前近代”的基体有关。这也可以解释，他的中国思想史为什么特别注重那些为中国同行所忽略的对保守人物的研究。
欧洲、日本与中国是毗邻的差异世界，或者说都因自己的个性而构成了这个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这句话的意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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